李津：借用绘画滋养情境(4)

李津：身值雪域高原，在不同文化和民族这样的情境中你必须去思考该怎么办，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前后三次进藏，加起来长达近四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描写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这是一个特别自我的环节，后来我发现很多所谓的玄妙其实就在最简单之中。比如我画洗澡，不就是洗来洗去吗，所以我的提款也是“洗来洗去”，很多人问我说是不是太深了？其实太直白了，就是字面意思本身。特别本来的东西其实包含的东西已经满了，你再去挖掘只能是另外的东西了。

刘淳：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西藏？

李津：那时候很简单，梵高的《渴望生活》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和刺激实在太大了，还有高更的《月亮和六便士》，认为如果没有离奇的生活和经历就不可能有离奇的艺术家。我从小基本上没怎么离开过家，到西藏去也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摆脱那种太多的关怀和太多的管制。可能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难道还有比在美术学院教书还好的工作吗？！而且这种援藏是我个人强烈要求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刘淳：从西藏回来后感觉怎么样？

李津：就个人而言是真正地独立了，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并不是回来后要换个工作环境或者提拔个官儿什么的。我记得去西藏的时候整个天津市的援藏动员大会是我妈妈讲的话，那是她讲的最好的一次话，很多人都非常受感动，但我知道很多话是对我说的。母亲的那次讲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平常是个放荡不羁、特别散漫的人，所以我说在西藏的一年使我养成一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这个情节非常重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

刘淳：我在你的作品中还能看到一些西藏的影子，是不是还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津：影响是摆脱不掉的，毕竟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那么多年，况且我的妻子是一位在西藏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壮族人，这些东西对我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在我的作品中，包括语言上的和画的背后还是有一种西藏的痕迹，就是在纯粹的视觉上也有藏文化的烙印。我想这种影响可能摆脱不掉了，它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渗透到你的骨子里去，只是你怎样把握的问题。

刘淳：九十年代之后你的创作受到国内同行的普遍关注而且成绩斐然，说明你一直在探索中往前走，这种探索证明中国画的存在还是有可能性的。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李小山早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谈的是关于中国画的穷途末路，当时在全国震动很大，意见是两极的。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请你再谈谈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或者说你认为中国画是不是真的走向穷途末路了？

李津：好象这个问题我还还真的没怎么想过。我觉得李小山当时的那篇文章主要的冲击力还不是指中国画本身的穷途末路，关键是他指名道姓点了一些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画坛上的偶像和学术权威。他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在一瞬间就撼动了一种多年不变的力量，有些无法无天的感觉。后来人们将问题的焦点归结在是否穷途末路上，这都是一个幌子，如果他没有指名道姓可能还是另一个说法，一旦指名道姓就不是中国画自身的问题，而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中国画到底是不是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不是谁说几句话就怎么样的事情，一个事物的生是要有几代人的努力和几千年的时间来反复验证它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中国画这种形式也不例外，同样是一代一代传到今天的，怎么到你这儿就给判了？你怎么就突然想给弄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想这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其实他真正想让人关注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不是穷途末路本身，而是促动一些人的利益之后的反射。但他需要借助一个话题，说到底也是在另一个角度操作自己。文章完全不是在谈论一个话题，而是一种争端。我倒认为中国画远了不说，从三十年代到今天相对来讲不是消减，也不是苍白，而是空前繁荣。

刘淳：怎么解释这种空前繁荣？

李津：从中国画这个意义上说，包括种类和边缘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接触到了，假如没有当代艺术对整个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的促进和冲击，在中国画中是绝不可能有这么多样式出现的，所以单从样式上看是空前的繁荣。就画家而言，从自身所建立起来的高度和宽度已经不逊于大师了。当然，衡量的标准还有一个你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尤其是人物画，以前还不是中国画创作的主题，而是所有的人物画必须为宗教服务，然后就是为贵族服务。进入当代以后，人物画就成为中国画领域中的主要样式，成为主角，方法与形式几乎是层出不穷。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许多成事儿的画家，所以中国画不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形态，而恰恰是百花齐放的最佳时期。我相信这种势头还会继续推动中国画创作的向前发展。

刘淳：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文人画”作为一种艺术潮流曾经潮水般涌现过，今天看来，它的产生是对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冲击的应战反应，同时也是对近代写实主义水墨传统的逆反而直接向古代文人画汲取营养。在我看来，你是真正“新文人画”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你后期作品的语言模式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你是一个以笔墨情趣表达个人尤其是个人生活感觉的天才式的艺术家。所以请谈谈你对当时这种“新文人画”的艺术潮流又是怎么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