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借用绘画滋养情境(3)

刘淳：就是说你是在用传统的材料和工具来关注当代，关注身边的生活。

李津：没错，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画材料来关注当代社会，关注我自己的生活。再一点，从学院派的角度说，传统是我学习的基础课，这种基础的语言的谁都摆脱不了、谁也绕不过去。其实也没必要绕过去，因为它不是什么错误。针对我个人来讲，关键是语言的建设，语言的建设在我这里就是造型的建设，这就是新的意义所在。

刘淳：据说你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请你谈谈你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过程。

李津：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正统的革命干部家庭，父母二人均是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父亲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后遭国民党党局通缉，与母亲同往晋察冀解放区。1949年随部队解放天津并留在天津工作。父亲解放初期负责天津市的统战工作，母亲开始做经济工作，后来负责整个天津市的教育工作。父母既是国家的高级干部，又都是知识分子，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父母共有我们三男一女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所以又叫李三。我们家里没有搞艺术的，小的时候父母亲更多的要求孩子们好好学习，走正道。艺术在我的心里只是一种个人爱好，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性格上的因素。因为我们家对我的教育还是比较放松的，所谓放松就是不太重。所以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不太被父母重视，由于在家中不被重视，所以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做事，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当孤。原因是我哥哥姐姐的年龄和我悬殊太大，我和他们玩儿不到一起，下面的弟弟和我的年龄悬殊也很大，这就是我小时非常孤的原因。画画只是自己孤僻时的一种自我娱乐而已，就是说起点纯粹是自己没事儿找乐子。

刘淳：孩时的很多记忆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你童年时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李津：小时候确实有许多特别有意思的事儿，6岁的时候，因为害怕而拒绝打死一只硕鼠使母亲失望，最后在母亲的威逼下，将还没有断气的硕鼠倒进百迷之外的土箱里，从此受惊吓而至今恐鼠。12岁的时候母亲平反，赴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与弟弟一同去探母，在田野上飞纵，把粪堆误认为土丘，一跃而入，弄得满身满头满脸是粪，后入丰产河洗净污臭。

我的小学是天津市二十中附小读完的，那是一所高干子弟小学，也大家都是干部子女，所以很多东西总是相互攀比，比谁家里的底子厚。那是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穿上呢子衣服。大概我们家的底儿都让我哥哥和姐姐拿走了，什么呢子大衣将校靴的，轮到我这儿什么都没了。所以我的愿望只是在幼小的记忆中用笔来画这些东西，把我所希望得到的还有非常羡慕的都画下来。这就是我画画的起点，后来就延着这个起点一直走到现在。

刘淳：怎么开始喜欢中国画的？

李津：1974年考入天津工艺美术学校染织专业，不久在北京白塔寺东廊下与表姨周思聪、表姨夫卢沉见面。对表姨创作的《长白青松》、《山区新路》非常敬佩，就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从此经常受益于表姨的教诲和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开始画水墨小品，应该说，表姨周思聪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刘淳：八十年代着期你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一年，为什么不选择中央美术学院而选择了南艺？

李津：寻找能滋润我的养料，南京是新老文人画的集粹地，选择南京就意味着我已经选择了以传统文人画作为艺术起点的道路。一年中受到各方面的润泽。在期间结识画家朱新建而成为朋友，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南艺回来后，画风有所改变，西藏的牦牛不再是我笔下唯一的记忆，江南淑女却成了我描绘的主要对象。

刘淳：从天津美院毕业后作为支边教师你到西藏工作一年，两种文化的碰撞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李津：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独特，除了外部给人视觉刺激之外，整个文化还是围绕宗教展开的。宗教文化在西藏是非常强悍和丰盛的，这一点不仅仅反映在造型上，更多的是崇拜上。就我个人而言，在西藏呆久了就发现自己和藏文化并没多少关系。第三次在西藏的两年中我几乎是一个开荒者，不卖画也不挣钱。那是我最轻松的两年，准确点说就是一个闲人。在那么遥远的高原上你完全可以不去面对当代的东西，每天除了看雪山、看草地之外，剩下的就是面对自我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才促使我去思考许多问题，思考自己。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要么把我自己献给佛，去画那些最丰盛的东西，为藏传佛教添砖加瓦。要么就把自己洗出来，去寻找你个人的价值，为自己的理想添砖加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从西藏回来后一下子就转到特别生活化的创作状态中去了。

刘淳：等于你是在雪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