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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津:我们都被外界贴了水墨的“标签”。我是从一开始学习水墨就知道学习国画比学西画有优势。从接触水墨材料,欣赏到国画原作的机会多,再到师承关系,这些无不证明学习国画成功的可能性比学习西画更多一些,更方便一些。
陈丹青:是啊,这是我们的优势。传统国画有你特别偏爱的吗?
李津:我的学习方法不同。我自己脑子里有很多自然图式,天津的老先生们则对我有很多传统国画的影响。
陈丹青:一提起水墨,就要说到“当代”和“传统”,这俩词是一对冤家。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超越这套话语?我定义你们,就是当代人物画,这个定位明确后,所谓水墨问题反而好谈了。从题材看,从所谓当代性看,你们超越了黄胄、周思聪那一代人,黄胄、周思聪他们超越了明清那一代人。明清画家在当时也是“当代画家”,陈洪绶是当时的“前卫”画家。任伯年在他的年代,也很“前卫”,可是到了共和国,他们就成了古董,过时了。中国水墨人物画在明清以后的处境不如唐宋。那时人物画被山水画压着,山水画最雅,最有才华的画家都画山水画,宫廷里很好的人物画家画《乾隆下江南》之类长卷,画得多好,可是不入画品,不入史。到了解放后,人物画又被革命内容压着,画几个工人农民,被抬得很高,变成政治内容,山水画反而是“反动腐朽”的画。所以从明清到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一直被扭曲,找不到端正的位置。到了我们这一代,像江苏画院徐乐乐那批人尝试“新文人画”,但他们不是“文人”,他们的聪明才气是画“人物画”,只是不再象革命国画那样画工农兵,而是返回明清,画才子佳人。北京略晚一步,也有不少人画这一路。朱新建是画“时人”的先驱,日常世俗,短裤衩、小胸罩……表象上看他画的是情色,但他打开一道门,既告别革命画,又告别文人画,直接肯定世俗性情。到90年代初,你们玩起来了。我不知道评论界怎样看待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古代那样用题材分类:人物、花鸟、虫草……也可以按宋元明清、民国、共和国、改革开放分类。每一个阶段都有几个杰出的画家。全要用水墨两个字谈,你怎么谈得开? 譬如李津画你的日常,画一个性感女人,穿件小花袄,肉乎乎的,和你买菜做饭睡觉—过去几十年没人这么画过。古代是有这传统的,不入庙堂,不入文人画家的眼,可是春宫画去掉性交,其他细节丰富活泼,很日常,江南许多水印版画有这类传统。解放后这一路断掉了,于是画工农兵。其实你现在画的才叫真正的“人民”—画我家、我老婆、我爱人、我儿子……凡是古老的画种,只有找到新的、没画过的素材,它的语言就可能创新。武艺的国画类似野兽派一路。你把国画顺到油画里,又把油画顺到国画里,是“两栖动物”。我一直留心看当代艺术。评论家怎样评价你们?你们有没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多数评论家不太会看画,也对绘画没多少真实兴趣。刘庆和你被选上双年展,恐怕是为了搭配,装置有了、现代雕塑也有,再配个弄水墨的,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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