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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览的人数增加到10人了。
“在我们上海话里,十和贼是同音的,不好听的。”徐思基笑呵呵地回忆。因为这个不吉利的发音,也因为场地仍然没有落实,大家只能继续动用自己的关系,寻找新的同路人。
“我和罗步臻以前一起在一个夏令营教过画画。他当时在黄浦区少年宫工作。我和他一说,他热烈响应。”陈巨源回忆。
罗步臻找到了少年宫的党支部书记,商谈展览事宜。意外的是,没经过任何繁琐的审查和上报,书记一口答应。
“现在想想,那个书记是冒了风险的。如果出了事,他可能是纵容自由主义,可能是阶级立场问题,也可能是路线问题。这个人很开明。”陈巨源回忆。
罗步臻还推荐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山水名家陆俨少的弟子王建尔。
至此,12人齐聚。
黄浦区少年宫里面近500平米的场馆,也无偿向这12位在野艺术家敞开。
“当时我们12个人说,这个展览文责自负。出了事自己负责。”徐思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我们毕竟有一点敏感地觉得,‘四人帮’打倒了,时代应该不一样了。”
根据场地大小,最终决定每人展出10幅画作。风格由自己选定。“我们就希望,12个人的风格都有差异,都不一样,最好。”徐思基回忆。
作品全部是他们在文革期间偷偷画的习作。这些画没有英雄人物,只有安静的花园和孤独的静物。
沈天万还选取了一张名为“可爱的小黑猫”的作品。一个忧郁的少女身边,卧着一只黑猫。“我想说的就是邓小平的‘猫论’。”
在此之前,这些画作因其所代表的情调,没有任何公开展出的可能。
“其实,我们这些画画的并不是绝对的反对派。我们为了能让自己的画被别人看到,文革时期也会去画宣传画。”陈巨源说。
文革期间,陈巨源为表现劳动人民的热情,特意画了一幅工人用风镐干活的大幅画作。为了增加气氛,强调了背光的云。结果,被批判为“乌云密布的社会主义”。
“我们就属于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后来一看干脆就算了。画完宣传画,自己私下画一点真正喜欢的。”陈巨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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