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在召唤：1949年后第一个民办画展(4)

经常到沈天万家参加此类小圈子聚会的还有徐思基。徐是杨浦区教育学院的美术老师，酷爱画画和古典音乐。

“文革时期古典音乐不许听了。我还有几张抄家没抄走的唱片，只能偷偷听。”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就经常到沈老师家里，谈谈艺术，品品酒，听听音乐。如果被人抓出来，那就是地下裴多菲俱乐部啊。”

不过，这群敏感的艺术家一般对政治避而不谈。

“文革一直在谈论政治，都已经反感了。我们喜欢艺术，还是希望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能谈谈纯粹的、美的艺术。”徐思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海的老一辈画家都是从法国、日本留学回来的。海派骨子里有那种东西，和北京不一样，一直不太政治化。”

除此三人，韩柏友也经常出入沈家。

在陈巨源的记忆里，韩柏友“衣冠楚楚、白白胖胖”。他是上海著名的有正书局创办人狄平子的外孙，曾在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因说话大胆被打为右派，丢了工作，发配回上海原籍，只能做做临时工。

在四人的一次聚餐时，沈天万正式提议开办展览：“现在‘四人帮’已经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百花应该齐放了吧。”

经历过反右残酷的韩柏友有些悲观：“我看没那么容易。看看美术馆、画院的那些展览，还不是老样子。红光亮、高大全。这帮老家伙生怕在野派的黑画家造他们的反，想绕过他们，现在还有难度。”

陈巨源有些不买账：“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画点风景人物，关他们屁事。”

韩柏友仍然谨慎：“事情没这么简单。现在全中国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搞自由展览。文化界苦头吃得太多，太敏感。”

年纪最大的沈天万说话了：“那也要有人带头，不然的话一年年过去我们都老了。画那么多年，这口气总得出一出。”

实际上，大家都已经动心。不再满足于纸上谈兵的几个人开始尝试着让梦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