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漫画生涯--华君武

    很抱歉，刚才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我要做“学术报告”。可我这个人讲话偏偏是没有学术性的。假如大家把我的 讲话当作学术报告来听，我就有点害怕了。不过我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因为昨天国家图书的馆长任继愈同志说 也要听我的这个讲话，我就有点难为情。我和他在一个大院子住，知道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一来，我就更不 敢讲了。听说他今天到外地去开会，所以我今天的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今天在座的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来听 我这个没有学术性的讲话，我觉得很抱歉。下面我只是把我学漫画的经历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１９１５年在浙江杭州市出生的。我画漫画可以分为“上海阶段”、“延安阶段”、“东北阶段”， １９４９年到北京至今，也可以算是“北京阶段”。３０年代的“上海阶段”，也就是我漫画创作的初学阶段。

有的同志也许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天才？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并不是天才。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漫画 的。我这个人不喜欢画工笔画，我觉得那种画不随意，比较呆板，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喜欢用比较随意的、写意的手 法画画。所以我在中学时上图画课，一画静物，我就很狼狈，因为我画的静物画非常糟糕。静物画是要花点功夫的， 比如画个苹果就要像个苹果，画个香蕉就要像个香蕉，可我就画得很不像。我的老师名字叫金耐先，是个留日的学 生。他看了我画的静物画以后，总皱着眉。我的图画课成绩总是得６０分，也就是刚刚及格。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没 有绘画的天才，只是自己喜欢乱画就是了。

另外，我的数理化成绩也是很糟糕的。我的算术课大概到了“鸡兔同笼”的时候就基本停止了。后来我的数理化 成绩越来越差。数学老师吴在渊先生严厉之极，我对他老人家真是无可奈何，考试经常得负分。偏巧当时有一位数学 助教对我们也很凶，我就在课堂上画了幅漫画嘲笑他。画面上是一把大大的尿壶，这位助教的头正插在尿壶的嘴上， 标题叫作《清供》。我的表弟和我同班读书，也讨厌这位助教。他竟未得到我的许可就拿了这幅画往这位助教的教桌 上一放。这下可惹了大祸。那位助教大发雷霆，向学校提出：“不开除华君武决不再教课！”校方先给我记了两次大 过，拖到放暑假，又写信通知我的家长，学生华君武可不再来校读书。我就这样被迫停了学。这当然是我咎由自取， 现在想想，借漫画来泄私愤，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那位助教先生还在，我愿意向他当面请罪。

我开始学漫画是在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在１９２８年。我画了一群学生在打防疫针。学生很调皮，虽然 打针是有点疼，但是却故意装出很疼的样子来。于是我就画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被我们学校的 校刊编辑看中了，于是就刊登在校刊上面了。这是我刊登在刊物上的第一张漫画。

后来我更加喜欢漫画了。那时漫画界风行一种用漫画表现古诗词的画法，我学到一首题目叫《江南》的汉乐府 诗，里面的第一句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就把它画了出来。画中有一个人正在采莲，我在圆圆的荷叶 当中画了个十字像个“田”字。这幅画被浙江日报刊登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居然还领到了一块 钱的稿费。去领稿费的时候，他们还让我贴三分钱的印花税票，这把我给难住了，我当时连三分钱都没有。人家没好 气的说了一句：“连三分钱都没有！”。这幅画就是我的第一张刊登在正式报纸上的漫画，时间大概是在１９３０年 左右。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地画漫画。

画漫画是要懂得一点社会，懂得一点人生的。可我是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能懂多少东西呢？我画了很多漫画，大 概有两百张，寄给报馆，可就是登不出来。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画。假如我当时放弃不画了，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 里谈漫画了。

１９３３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后来经我的一位堂舅介绍，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了一名比实 习生高一级的“初级试用助理行员”。到上海以后我就开始往更多的刊物上投稿。我一开始就选中了一本林语堂主办 的《论语》杂志，往那里投稿。后来就画得多了。那时我才２０岁左右，思想还不成熟，世界观和艺术观都还没有确 立，有些东西似懂非懂，有些东西是学人家、模仿人家的。

我们中国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下曾到驻 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前喊口号。我还记得唱那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 唱！齐欢唱！”因此我从小就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当时也没有谁来教育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 行径教育我，使我憎恨他们。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漫画作者画了许多反帝的漫画。我画的漫画究竟对不对也不知道， 因为我当时区分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只知道“东洋佬”。参加革命以后我才知道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 本人民区分开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的。

那时的上海有我们漫画界的老前辈：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等老师，其实当时他们的年龄也不算太 大。丰子恺先生当时也不过４０来岁。我２０岁左右，当然他是我的前辈。他们画的画比我画的画不知要好多少倍。 在画漫画方面，我只是一个刚刚进门的“小伙计”。我那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创造性”不“创造性”的，总觉得赶不 上他们。因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在我的漫画里面画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漫画里面的人都不多，一张画里就几个 人。像丰先生的画，就三两个人或一个人。我一幅画里可以画几百人。我这里有一张复印件，《一二九》，你们看这 张画画了多少人？我记不起来这张画画了多长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要上学，还要做事情，那时又不像现在有双休 日。大概这张画至少画了一天。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创造性”的问题，就是想：我要出名。因为老先生们比我画得 好，我比不上他们，只好用这种办法来和他们比。当时我的画虽然画得比较糟糕，但是人家知道，有个画大场面漫画 的华君武。

我为什么来强调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们画漫画的青年人，不想“创造性”的问题。我认为，别人没有画过的 东西，你来画，这叫创作。假如你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那么就一辈子也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创 造性。比方说齐白石，他是有创造性的大画家。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听说北京有“东城齐白石”、“南城齐白石”、 “西城齐白石”，他们都是齐白石的学生，画来画去都像齐白石，谁也没有超过他。这就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性的结 果。漫画也是这样，你要跟着谁画，永远跟在他后头，那何必称为“创作”呢？叫“跟作”就行了。目前我们的作品 里叫“跟作”的漫画太多了。现在有个新的说法叫“撞车”，就是说你的作品跟人家的作品雷同了。我觉得搞漫画创 作就要真的进行创作，要有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尽管我２０几岁在上海时，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东西了 解不多，但还是想出画大场面漫画这么一个办法来，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这恐怕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吧。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英文叫“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这个报纸经 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ＳＡＰＡＪＯＵ?的国际时事漫画。他原来的名字叫萨巴久诺夫，我没有见过他。他 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３０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因为中国的漫画不像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很久的传 统。比如说我们的国画有很久的传统。当然也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画，就有类似漫画的。也有人说《鬼趣图》有点像 漫画。但是总的来说，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当时大家学外国人画漫画也是一种办法。假如说一种 画是专门学外国人的，也可以画得不错，但是它总不能算是中国风格的漫画。比如说张光宇，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 画家叫柯比罗。但是他学是学，后来还是画出了自己的东西。还有蔡若虹、陆志痒，都是学乔治·格罗斯的，但是后 来又都画出了中国民间的和他自己的风格。还有特伟、米谷，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柯勿路皮阿斯大卫·罗的 画，但是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我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在艺术上也渐渐离开了萨巴乔。假如我学萨巴乔 学得很像，也不过就是萨巴乔。我当时连签名都学他，后来要摆脱他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学他的画法 也学了几年，摆脱他的影响却摆脱了十几年，是在慢慢的摆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外国好的东西可以借鉴， 但不要去模仿，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８年期间的基本情况。这期 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１９３８年，我去了延安。当时我不像张谔、蔡若虹那样是“左翼漫画家”。那时有左翼的漫画。张谔、黄鼎他 们都是左翼的漫画家，我就不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大概是“中间偏右”，而不是“中间偏左”。那么后来 为什么我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教育了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在外国的 租界里面也不敢直接画讽刺日本人的漫画。大概年龄大一点的同志熟悉，当时有一个叫杜中远的人，他写了一些日本 人的事，闹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画反日本侵略的画，这是滑稽的。日本屡次侵犯我们，比如 “九一八事变”、“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他们总是在闹事欺负我们，所以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而国 民党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政策。我这张画就是画“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稍微进步了一点，我讨厌国民 党。那个时候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是指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也形成了一个军阀集团，是一个“新军 阀”。所以我对军阀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对旧社会有一种厌恶感。后来看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便对共 产党产生了好感。那时候我并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但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至少是要抗日的。

“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上海变成孤岛。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 １９３８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了延安。我在延安待 了７年（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５年），这期间我在画漫画上也犯过错误。比如１９４２年，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 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这些漫画作品也不讽刺国民党，也不讽刺日本人，而只是讽刺延安自己队伍的人（我不讲他 们俩，我只讲我自己）。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张漫画题目叫《新寓公》。我们在鲁艺的时候，那里生活比较苦，有的 人养点鸡鸭，我就画了漫画。再一张漫画是画延安开会不遵守时间。延安是个农村，是个由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也 没有表，哪里知道几点种开会呢？还有一张是我画的《首长路线》，是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 女同志都爱嫁给大首长。我就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这样的画有 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

这个漫画展当时在延安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漫画。后来毛主席也来看了。他来的时候，正好我 在展厅里值班，我就陪着毛主席看。他不断的问我，我就给他介绍。毛主席看完展览要走时，我说：“请毛主席批 评。”因为当时在延安很多戏演完了也不谢幕，出来一个人说：“请大家批评。”所以我也是这么说。毛主席就对我 讲了一句话，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什么叫发展不发展呢？我也不好再去问毛主席，怎 么发展法？

我觉得当时我们漫画展览有三个错误：一是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第二个就是片面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 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你想想看应该不应该呢？虽然毛主席没有批 评我们，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画这样的画是不合适的。对这个问题，还是蔡若虹最早觉悟的。“文化大革命”中， 有人讲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在延安还在继续模仿外国人那种漫画的表现方法。在上海时，我们不会到工农中去，都是在学生、知识分 子这个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到延安了，一个农民的社会，工人很少，知识分子也不多，还有八路军。毛主席说八路军 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因此他们看我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就看不懂。当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老 百姓看年画津津有味。可是看到我的漫画，头一扭就走了。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你的画，人家有兴趣看，你就高 兴。你的画人家看不懂，一点味道也没有，那你就很尴尬。我画出来的画究竟给谁看？人家爱看不爱看？我在延安期 间就时常碰到这些问题。

１９４２年５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也听了。当时我不是一听就懂了，而是在 延安的７年生活当中，不断地体会、琢磨，思考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他《讲话》的用意，才逐渐地慢慢感悟到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５月召开的。同年８月，毛主席让当时《解放日报》的舒群同志来找我们，说毛主席想和我们 见见面，我们当然很高兴，就去了。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对 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我的一幅漫画提了一点意见。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题目是 《１９３９年所植的树》。我是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这是事实。我就是画１９３９年植的树， 而到１９４２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毛主席就从这张漫画谈起，他说植树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毛主 席还说：比方说王家坪（王家坪是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要写明王家坪植树不好。你不写明，光画一棵 树，那就成了整个延河边上植的树都不好。他还说：“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这个 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但你不能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贪污腐化。许多年 来，我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这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当然不是说我后来的漫画都没有片 面性了，但是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我们漫画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还对我讲： “你可以画对比画，好的歌颂，不好的批评。”后来我觉得每次画画都画两张有点太呆板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画。 “文革”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当然毛主席的这句话我没有听，但是我也有听的，这他们就不讲 了。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到中国的文化，是民族的、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大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正 是我漫画中所缺少的。我当时是学萨巴乔的，所以不是民族的东西，农民看不懂，人家不喜欢。我自己经常在考虑， 我的漫画怎么样能够作到民族化、大众化。这成了我后来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讲，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这方面 追求着。我总希望我的画有一些民族的东西。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那时我们在延安连国画都画不了。当时的白 报纸就是最好的纸张了，大都是用马兰草纸。《解放日报》也是用马兰草纸印的，很粗糙。在那种条件下你怎么画国 画呢？画国画起码要用宣纸，所以当时在延安没法画国画。民族化也不只是个纸张的问题、毛笔的问题。那么究竟从 哪里着手呢？这个问题是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听到毛主席讲：“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 言”，才开窍的。这确实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到：首先要在语言上入手。因为农民的语言跟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不一 样，你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给农民听，他就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他就在书中运用 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你把这些语言作为漫 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 意思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 群众喜欢什么？乐闻什么？既是大众化的问题，又是民族化的问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 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即向漫画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的酝酿阶段。

１９４５年，我从延安到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１９４６年６月到了哈尔滨），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战争 胜利。这就是我的“东北阶段”。那个时期我主要画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题材的漫画。那时报社的印刷条件 好了，可以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漫画作品了。因此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实践的阶段，也是我在漫画创作上刚刚开始 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其原因就是要丢掉自己长期形成的东西，去画从前没有画过 的东西，因此就会有很多干扰。比方说你把一种思想画出来给人看，让群众通过漫画来理解你，那就要长期的实践， 光画一两张漫画是不行的。我在东北的代表作品有《磨好刀再杀》。当时的老百姓都知道秃头的是蒋介石，用漫画来 表现蒋介石的形象，早在３０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已有人画过。那时无非是画他戴个大礼帽，披一件黑大氅，留一点小 胡子，还有比较高的颧骨。我在延安时也画过蒋介石，因为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当时报纸从斗争策略上考 虑，就不画他的嘴脸，只强调他的光头和黑色的大氅。漫画要跟着政治，不能自行其是，这是由报社领导掌握的，要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全面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在政治上已有定论，不必再有什么顾虑，所以我画了一个身穿美国 军装、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这块儿黑色膏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已经不知其为何物 了。那是旧社会时的一种专治头痛的膏药，旧上海的许多男女流氓常常贴着这种膏药。蒋介石在历史上跟青帮流氓的 关系是很好的，虽然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块小小的膏药却表现了蒋介石的流氓本质。另外， １９４７年的时候，敌强我弱的形势有所改变，他在战场上常常吃败仗，所以也可以想象他必然经常头痛。在这种情 况下，这个膏药就可以合理存在。这个蒋介石的形象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对这位“党国领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 笑。所以，当时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里有一份暗杀我们党政机关领导人员的黑名单，里面有彭真、林枫，我非 领导但也有我的名字，我的罪名是“侮辱领袖”。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被调到北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漫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基本上是对敌斗争的时事漫画。但是敌人失败以后，到底再画什么 漫画的问题就来了。我记得东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叫刘芝明，就对我说：“蒋介石倒台了，你以后画什么？”我当时 还回答不了他的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慢慢感觉到社会制度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但人的思想还没有彻底 改变。一些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还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有机会就陈渣泛起，甚至兴风作浪。因此歌颂新的事物和 讽刺旧的事物，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因此，我认为我们内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我从 １９５９年开始为《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画过几年的所谓“内部讽刺画”。我为什么起“内部讽刺画”这个名 字呢？因为毛主席讲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把针对人民内部 问题的漫画称为“内部讽刺画”。现在看来还是不大通俗，因为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内部”和“外部”，还是叫 “社会生活漫画”比较好一点。这些画较多地反映了意识形态上和人性上的一些问题。这种题材的漫画，我大概画了 四、五年（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４年），“文革”一开始就停画了。

《疲劳过度症》这幅画就是那个时期画的。当时我是讽刺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公式化。比方说大跃进的时候， 画家都画王母娘娘、孙悟空、龙王爷等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神仙的形象。农民可以这样画，可我对画家画很多这样的 东西很反感，所以我画了这幅《疲劳过度症》。画中的护士讲：“画家同志，王母娘娘、龙王爷都疲劳过度了，孙悟 空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了，请你们画别的东西吧！他们不能给你出差了。”这是批评艺术上公式化的，但可能我的 题目起的不好，“疲劳过度”犯忌，所以这张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把它放在我的档案里去了。还有我画的 《杜甫检讨》也都塞到档案袋里了。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纠正冤假错案，于是我的这几张漫画也就从档案里拿出来了。

《我的书架》这幅画是讽刺有的人不爱看书。我看到很多人的书架就是这个样子：放一个脸盆、一个茶壶、一双 篮球鞋，就是不放书籍。

《误人青春》这幅画是画那些讲大话、讲空话和一些离题的话的人，所以听他说话的小姑娘都变成老太婆了。

《杜甫检讨》是１９６１年８月画的。当时北京一所大学里批他的《兵车行》。大概杜甫不懂战争有正义和非正 义之分，说杜甫有和平主义的错误思想。你让杜甫那时有现在的思想，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画了《杜甫 检讨》，“文革”时这幅画也被当作“大毒草”批了。

《大小家庭》是画当时的一种现象。大的家庭没有了，小的家庭多得很。那时也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我感觉到有 的人虽然年纪很轻，可儿子女儿一大堆。孩子多了当然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人口多了是不好，这是我自己看到 的现象。

《决心》这幅画是画有的人做事没有毅力和恒心。我也抽烟，也是很难戒的，我大概戒了十多次才戒掉。我也觉 得自己没有出息。所以说，画漫画不都是讽刺人家的，也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画有的人怕犯错误，怕挨批评，宁可少做事或者不做事。这张画有点特殊的纪念意 义。因为１９６２年８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被作为会议的文件附件散发给与会的代表，毛主席还在 附有这张画的文件上批了八个字：“有了错误，改了就好”。

《生根》是画有的人打公用电话时间很长，所以生了根。

《好大的痰盂》是画那种不讲公共卫生的现象。因为我那时也去游泳馆游泳，感觉在游泳池里吐痰的人很多，所 以画了这张画。

以上是当时我的“内部讽刺画”中的几张作品。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挨了很长时间的批判，而且还把我和周扬、邓拓联系在一起批。后来我到天津 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种了两年菜，喂了四年猪。“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我又重新画 漫画了。因为我画漫画没有作记录，到现在究竟画了多少张？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除了画单幅漫画外，还画了五套系列的漫画。一套是《笑林广告》，一套是《东郭寓言》。另外三套较长的系 列漫画，一是《疑难杂症》，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四年的时间。第二套是《生活拾趣》，是在《天津日报》上连载 的，大概也有六、七年的时间。第三套是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画的《漫画猪八戒》，在《大连日报》上连载了三年。我 之所以在这十几年中作系列漫画，原因是：它的专题性和连续性容易加深读者的认识和注意。画了系列，作者就不可 以偷懒，虽然不必天天都画，但也不能随便撂下，它逼迫作者去思索、考虑。画系列漫画也是治懒病的一种良方。另 外我觉得：一个系列最好在一家报刊上发表，分散了就不如集中的效果好。

过去我们画漫画的大部分同志是在报社工作，经常是报社领导叫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多到生 活中去寻找漫画题材，要像记者那样去了解和发现社会上的问题。

１９８７年我退居二线后，一些会议、活动和一些行政事务就不参与了。离生活远了，这样就迫使我自己主动去 观察生活，从生活里面去寻找漫画题材。我的系列漫画《生活拾趣》就是在我退下来之后创作的。下面我用投影仪投 影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几幅。

《十轮大家庭》。这张画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现计划生育内容的，第二是表现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你看老 头儿、老太太坐三轮车，年轻夫妻俩骑自行车，还有个小娃娃骑三轮车，总的加起来是十个轮子。

《人不如雁》是说大雁还排着队飞，而人们却在马路上随便骑自行车，有的骑到人行道上去了。这些都是我自己 从生活中看到的东西。

《谦谦君子打架》，这种现象大家都会碰到。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去让座，摄影师只好等他们“打”完再去拍照。 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一种有趣的现象。

《家庭举报》。画孩子的爸爸在厕所里抽烟，孩子发现后向他的妈妈举报，还拉着她去“纠察”。

《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电视广告上常有女同志洗头发，洗头发就洗吧，还偏要把上半身裸露出来。我画 中的奶奶就讲了：“乖，你看电视上天天洗头。”孙子就问：“为什么要脱光膀子洗？”这个就是我从生活当中发现 的。

《一扇在手，胜过空调》。我和我老伴都不喜欢空调，儿子喜欢空调。我觉得芭蕉扇很好，所以画一个老头儿拿 着芭蕉扇在休息。我用顺口溜的形式写道：“夏日炎炎，扇子摇摇，既能传情，又可暗笑，热天不借，冷天不要，可 驱蚊蝇，背痒可搔，盖住面孔，就睡午觉，普及大众，要数芭蕉，一扇在手，胜过空调。”

《顾客变包子》。怎么顾客就变成包子了呢？这上面写了：“炒菜请上楼，包子往里走”。所以顾客变成包子 了。

《奥运喜讯》。这是我看奥运会上女同志得了很多冠军，所以我画产妇的丈夫来接他的妻子时说：“爷爷、奶奶 都想通了，中国得奥运金牌的大都是女的。”所以她生个女的也没有关系了。

下面是系列漫画《疑难杂症》当中的几幅漫画。

《一刀切》。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什么东西都是“一刀切”、“一窝蜂”。所以我画中的人的脑袋都被 切掉了。说：“我们都是一刀切的患者，后面的那位女同志不穿高跟鞋就好了。”结果把她的脑袋也切了。

《疑难杂症之十三》。是讽刺大吃大喝的。医生说：“同志们！这里是妇产科，不治大吃大喝病。”那些人的肚 子都吃大了。

《疑难杂症之十九》。我有个老朋友，这个人不喜欢讲别的，就喜欢打“小报告”，我也吃了他不少苦头。中国 人过去喜欢把这种事情都推给妇女，称其为“长舌妇”，意思是说女人喜欢说长道短，这不公平。现在有一种“长舌 男”，所以这也是一种疑难杂症。怎么治法呢？我想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次我看计划生育的宣传品当中有“结扎手 术”，所以我就想把他的舌头结扎一下就行了。我觉得再加些对话才有趣。所以我写上护士的问话：“手术以后情况 如何？”他说：“心里还是想搬弄是非，就是说话不清楚了。”这张画我认为还是画得不错的。

《西施住院》。现在很多地方都喜欢抢名人，古代的名人也抢。比如南阳抢夺诸葛亮，浙江的诸暨县和萧山县抢 夺西施。这个说她生在萧山县，那个说她生在诸暨县，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画了一张《西施住院》。两个地 方抢西施的结果使她骨折了，而且她原来就有心脏病（成语“东施效颦”，说西施心口疼，丑女东施也仿效她的样子 结果适得其反）。这幅画就是讽刺那种抢名人的现象。

下面谈谈我的《漫画猪八戒》系列。我这个人很喜欢画动物。最近人家把我画动物的画编辑在一起准备出本书。 十二生肖我画得很多，但是我画得最多的就是猪八戒。“文革”的时候，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我在那 里养过四年猪，小猪大猪都养过。所以我对猪有一点了解，也有一点感情，后来画了不少关于猪的漫画。在《西游 记》里，猪八戒可是鼎鼎大名的。这套系列漫画的主角就是七情六欲特别丰富的猪八戒，人性中的弱点，它几乎都具 备，酒色财气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它原本是天上的神仙，因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醉了，扯住了嫦娥要“三陪”，犯 了点生活错误才被赶下界来。虽然它让人讨厌，但它也协助唐僧取了经，也还是有一点功劳的。所以我想在它身上做 文章。另外，在社会上猪八戒式的人物还不少，我借它的形象和行为来喻众生相觉得很妙，于是创作了这个系列。下 面我来介绍其中的几幅：

《猪八戒画长卷诸神题字》。这张画是说现在我们美术界，有的人喜欢画长画，还叫来许多领导和许多名人给他 题签，因此猪八戒画长卷请诸圣、王母娘娘和如来佛给它题字。一个画展请那么多人题字有什么意思呢？

《猪八戒招亲摆谱》。它讲排场找了很多汽车，其实汽车也不是它的，都是公家的汽车。

《猪八戒识破假桑拿》。现在人们喜欢洗桑拿浴，猪八戒也来了，它一看说：“这哪是洗桑拿，分明是杀俺老 猪。”要剥它的皮了，你看桌子上放着刀。

《猪八戒怀古》。现在出《名人大词典》，你只要出了钱就可以被登上去。猪八戒说：“当年吴老先生写《西游 记》时一个钱也没有要，现在要出《名猪大辞典》就向我要钱，外国的还要美金。”猪八戒很是不满。

《猪八戒学摇滚》。有人说：“八戒兄别唱了，别人以为剧场杀猪呢！”这幅漫画表达了我对现在的“摇滚音 乐”的一点小小体会。

《猪八戒问柳》。猪八戒说：我懂得“月上柳梢头”的意思，他跑到酒吧间去搞女人去了。

《猪八戒路遇假后代》。我们美术界有些人喜欢称自己的老祖宗是某位大名人。有个画家就称他是宋朝大文学家 的后代。现在称某个名人后代的人很多，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是秦桧的后代的。所以我就要讽刺这样一些人。我画这 个猪八戒发现有只猪也冒充猪八戒的后代，猪八戒说：“你这孽畜，我在高老庄虽然做了几天女婿，从未生男育女， 何来你这个后代？”这只猪就讲：“画家可以冒充，我就不能冒牌算你的后裔吗？”

《猪八戒习惯成自然》。这张画是讽刺随地吐痰、随地小便的。检查卫生的人说：“八戒，你自己说这是第几回 了？”它一边提裤子，一边说：“对不起大爷，我们从祖先起就习惯了。”

《猪八戒夜市卖馄饨》。这幅画是画猪八戒卖馄饨“不干不净谁吃谁病”的。

《猪八戒上文明课》。现在有些人喜欢在街上或者在公共场所打赤膊，我认为这是不文明的。猪八戒也打赤膊， 有个人就对他说：“八戒老弟，不能赤膊上街，你看只有快刮毛的才光脊梁！”这幅画也是批评不讲文明的行为的。

《猪八戒败阵》就是说猪八戒的钉耙是伪劣产品，所以一打仗钉耙就坏了。这幅画还得了全国新闻漫画一等奖。

最后我想讲漫画创作上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漫画要变形、要夸张，把人画得越夸张、越丑，好像就越好，其实 不是这样。过去有人把人画得很丑，所以有些女同志就不喜欢让人家给她画漫画像，我们有个漫画家就画了一位女电 影明星的漫画像。这位女明星就不干了，弄得这位漫画家很狼狈。当然对敌人画的丑一点没有关系，对我们自己人， 我觉得画丑不大好。有次我看见郎平的漫画像。郎平也不难看，就是牙齿稍长一点，可是这位漫画作者就把她的牙齿 画得更长了一些，就很难看。我画漫画不是夸张一个人的丑，而是夸张他有趣的东西。画漫画并不都是专门把人弄丑 的。漫画像不能过于变形和丑化，如果过于丑化，那么被画的人就不容易接受。

我自己画人像是画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经过美术学院严格的素描训练，你让我画人像我就画不像，但是我也画。 我画我自己就画不像，人家叫我画我自己的漫画像时，我就画我双手捂住脸的漫画像。因为我的脸捂起来了，就不用 画脸了。然后我再题首诗，其实也不叫诗，只能叫“打油诗”：“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脸比手更难，一捂遮百 丑”。

“画兽难画狗”这是民间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画老虎，人家也没有见过老虎，不好评价。狗是人 人经常看见的，所以你画的不像，人家就可以讲你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比方说我画过一张钱钟书的漫画。他是个大 学者，人品艺品都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忽然来了“钱钟书热”，到处都是讲钱钟书如何、如何的。其实钱先生并不喜 欢这样，他也不喜欢出头露面。我觉得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因此我画了好几壶开水浇下来，他在澡盆里 做无奈状。我写道：“先生耐寒不耐热”。这样可以把钱钟书先生的品格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把人物画得像与不 像、好看难看的问题，而是应当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加进去。比如还有个作家叫黄裳，也研究京戏，很有学问。他让我 给他的书的封面画张漫画像。因为他这个人的脸是比较红的，正像中国人讲的“面如重枣”，就是说脸像枣一样红。 我就画一个“关公夜读”给了他，后来也给巴金看了，巴金也觉得不错。

另外，我觉得画讽刺漫画要对事不对人，批评是针对某一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比如说画官僚 主义。“文革”以前我到外国去，有人就问我：“你们敢不敢批评你们领导？你们敢不敢批评官僚主义？”我就说： “我们批评官僚主义是批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它造成的后果，不一定要去画某个部长。也许哪个科长、哪个仓库 管理员失职之后带来的损失比部长还要大，那你何必讲这个级别呢？讲这个官的大小呢？”所以我觉得“对事不对 人”应当是画讽刺漫画的一个原则。漫画讽刺的是某种思想或某种作风，而不是具体的讽刺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它可 以把一种错误思想画出来，但不去丑化具体的人。我看漫画创作中类似的问题也是可以重新考虑的。

我这个没有学术的学术课就该结束了。大家假如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也愿意回答。

听众甲问：您现在画漫画还有顾虑吗？

华君武答：要说顾虑，还是有的。我的顾虑就是要考虑我的漫画刊登之后的社会效果。我想，任何人做事都要考 虑它的社会效果。如今我们社会的民主空气比较好了，过去那种随便“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没有了，但是我 觉得有些问题也应该慎重考虑。比方说我画动物是可以的，如果我把领导人也画成动物的样子就不可以了。所以漫画 作者是要有这么一点顾虑的。总之创作漫画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去把握好漫画讽刺的分寸。要考虑我的画发表之 后，会不会有不好的效果。比方说中国漫画作者一直不敢画国家领导人。过去外国人也总是问我这些问题。他们说他 们可以画他们的总统，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画中国的领导人。我就对他们说：“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个习惯，就是被画 成漫画的人，一般是犯了错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林彪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人画他的漫画，他一摔死，马上就画了他 的漫画，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这种习惯使人们感到：一个人是否被画成漫画，表明这个人的政治状况。”对于这个 问题，胡耀邦总书记说：“有些东西外国有的，我们不见得也要有。”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也可说是一种“国情”。 可能我的这种回答比较“圆滑”。

听众乙问：您以前画了一些被当时的政治运动错误批判的人，你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华君武答：我向他们道歉。我从１９９０年开办个人漫画展览会时，就在《前言》里表述了我内疚的心情，并向 他们道歉。十多年了，我几乎每次开展览会都在《前言》里说明我对他们的歉意。最近我在大连开展览会时，还是道 歉。因为我毕竟画了浦熙修了，画了胡风，画了艾青、丁玲、肖乾、李滨声等人了。

听众丙问：我是一所中学的老师，我在小的时候就看过您的漫画，我知道您是漫画老前辈。我觉得您的漫画构思 比较丰富，而现在的青少年构思比较单一。他们对日本的卡通比较感兴趣，模仿的比较多。有的学生画一些卡通，也 编一些漫画册子。您对此问题怎么看？

华君武答：我１９８０年去日本时，在名古屋的一个旅店里住。与我们住在一起的日本人知道我和张乐平、英韬 是画漫画的，就问我们：“你们中国人的父母怕不怕孩子看漫画？”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指那些 “卡通连环漫画”。日本的连环漫画（ＣＯＭＩＣ）当中暴力、色情的东西很多（他们把这种卡通连环漫画也叫漫 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参观他们的漫画生产基地，感到他们的漫画分得非常细，甚至分出几岁到几 岁可以看的漫画。现在日本的卡通漫画也进口到中国了，我称这种现象是漫画上的“七七事变”。我觉得他们的漫画 书刊出口商没安好心！如果我们中国也出这样的书就不好了。现在有些漫画报刊不爱刊登对社会起教育作用的、有批 判性的漫画。有的漫画编者提倡漫画作者都去画“搞笑的漫画”、“休闲的漫画”、“茶余酒后的漫画”、“游戏人 间的漫画”。有的漫画报刊上还有宣传这种观点的文章。假如我们的漫画家都走到这条路上去的话，那么中国的漫画 也就完了。我记得有部电视剧里有一首主题歌，其中有句歌词是：“我们醉生梦死，游戏人间”。假如我们都是这样 对待生活的话，那我们还反对什么呢？胡里胡涂去过就行了。难道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就不存在了？天下 太平了吗？现在日本右翼分子是怎么个样子呢？日本首相不是也参拜靖国神社了吗？对于涉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 题，如果谁都不去想、不去维护能行吗？

我们的漫画有我们漫画的缺点。因为我们的漫画长期以来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讽 刺漫画在我国一直占据很大的位置。但是如果在现在的社会里全都是这种漫画也是不合适的。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个 专门画家庭生活漫画的漫画家。他的作品在《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还有《羊城晚报》等报纸上刊登，书也 出了不少，而且也有人称他是“中国漫画大师”。他画的都是“老婆人家的好”之类的漫画，这有什么意思呢？难道 让人都去搞人家的老婆吗？可是你又不好批评他，他又没有“反共”，又没有搞“台独”。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充满 这种漫画，我们的社会就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了。

听众丁问：我比较喜欢您的漫画。我觉得，你的漫画政治性强，思想非常深刻。请您简单地谈一谈怎么样提高漫 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华君武答：漫画家首先要有立场。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是很重要的。我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分析一些人和一些问 题，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我教育的结果。拿我现在的漫画和３０年代时的漫画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第二，漫 画家不但要加强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的修养，而且其他许多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漫画家应该是个杂家，对什么东西 都应该了解一些。现在我们的漫画家只知道怎么样去画漫画，而不注重画画之外的修养。我觉得：漫画是一门明确暴 露作者思想观点的艺术。画别的画，你的观点可以隐瞒一点，而画漫画就没有办法隐瞒，画一出来，读者就看出你的 思想，深就是深，浅就是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隐瞒不了的。一幅漫画表明作者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每一张漫 画作品都无声地表述着漫画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所以漫画作者首先要注重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正确认识事物、正 确分析事物的能力，要在许多社会复杂现象中去正确地辨别是非。我觉得我自己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的漫画也不 见得全是板起面孔批评的，但也不能只是纯粹的“搞笑”。你看到有一些不好的社会现象，你还能笑吗？我遇到社会 上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我就笑不起来。我们漫画作者要时刻警惕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沉渣泛起。

另外，我们也应当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就拿语言上的问题来说，比如“帅呆了”、 “酷毙了”，我也学了两句。当然新的语言也许流行，也许过一阶段又不流行了。我画过一张漫画，叫《酷》。是画 一位尼姑与上海的一位剃了光头的女大学生对话，两个人见面，尼姑就问大学生：“我们削发为尼，你为什么也这 样？”这位女大学生说：“这个叫酷，你懂吗？酷！ＣＯＯＬ。”后来有人对我讲语言是要有变化的，所以我没再画 这方面的漫画。有次我跟李政道先生说：“酸雨，酸了樱桃，毁了芭蕉。”“樱桃小口”常常是夸赞少女的话，樱桃 颜色是女儿的口红色，是很好看的颜色。现在有些少女的嘴唇都抹成紫黑色或蓝色的，有什么好看的呢？现在可以说是“黑了樱桃，酷了芭蕉”。这个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问题，所以我觉得画漫画的人，思想修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他的知识也应当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