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焰：克制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事?

画家毛焰

头发中分的毛焰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脸上鼓出几颗粉刺。看上去，他像是一位县城美术教师。

42岁，毛焰已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最难归类的艺术家之一。

在各地艺术家纷纷北上，各种前卫艺术、新潮观念层出不穷之时，毛焰却一直驻守南京，蜗居于郊区的画室，画画、教书。当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架上绘画时，毛焰却依然醉心于他的肖像画。有论者称，毛焰将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画出了中国水墨山水的意趣。

我希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表情

毛焰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从小被父亲带着去看各种展览。国画、写意、水彩、素描，对颜色和明暗的捕捉，每一项训练都得到父亲的细微指点。

上世纪80年代末，毛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92年完成的《小山的肖像》在当年举办的“九十年代广州艺术双年展”上获得“学术奖”，令毛焰名声大噪。一幅《记忆或者舞蹈的黑玫瑰》，让24岁的毛焰跻身于“千万俱乐部”。

当时，毛焰曾放言：“我希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局部都充满表情。”评论家栗宪庭也曾撰文：“毛焰的作品放在欧洲任何博物馆的大师作品前，都毫不逊色。”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焰刚刚抵达某个巅峰，荣光正徐徐降临，大家翘首以待之际，毛焰却古怪出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毛焰的肖像画多以南京的朋友为模特。画面形态与画中人物的文化背景交互，拓展了肖像的思想纵深。“作品中或忧郁、或惶惑、或脆弱的文人肖像的所指，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整个人类的面孔。”使毛焰崭露头角的《小山的肖像》，便是以“头重脚轻”的俯视，流露出其当时“观念性肖像”共有的敏感不安。

1995年，毛焰结识了南京作家韩东。那时，韩东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在毛焰眼里，失魂落魄的韩东是“最美的”。他拉韩东拍了照片，然后开始创作。后来，毛焰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很抒情的名字——《我的诗人》。

1998年，毛焰遇到了在南京学习汉语的卢森堡留学生托马斯·路德维德（Thomas Rohdewald），此后他们经常一起聚会、踢球。

有一天，毛焰突然开始画起了这个高大、富有教养的欧洲人。从2000年至今，托马斯几乎成为毛焰笔下惟一的主角。他被画家略去着装、微闭双眼、神思迷离，甚至不辨男女，成为真实以外的“拟像”。有论者称，拆解了意义的“托马斯系列”，充满了“空无”和“混沌”的东方玄学味道，在描绘者和阅读者之间形成了具有无数可能的通道。

“我想是不是毛焰在南京呆久了，潜移默化或者有意接受文人画笔墨趣味的影响？”栗宪庭说，“文人画中的笔墨趣味所形成的独特的灰度感觉，细腻而文雅，在绘画性上有其独特的创造性，这和文人寄情山水的散淡、灰色的人生体验有关。”

快是艺术的敌人

毛焰曾说：“快是艺术的敌人。”而毛焰也是这句箴言的身体力行者。完成一件作品常常要耗费他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几年。有时，他会一遍遍地画一幅画，在过程中逐步放弃一些过于刻意的东西，让作品渐渐趋于平静和自然。有时，他宁可把未完成的作品拿去展览，展览之后再拿回画室继续修改。

毛焰说，反复描摹同一件事物，让他有了一种近似修行的体验。他对自我的“过度表达”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说：“绘画是表达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完全个人的东西，不是个性，而是不停地对照、判断和体验。所以我后来画人，就不太刻意去表达个人性，过于刻意的表达只能变得很狭隘。”

2007年，毛焰把工作室迁至南京东北郊幕府山，这是六朝古都将军幕府所在地。毛焰的画室是一个面积近400平方米、高6米的空间。

2009年，毛焰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个展，他将这次个展命名为“意犹未尽”。

绘画是我生命的全部

人物周刊：画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毛焰：绘画是我生命的全部。所有的东西都和绘画有关，包括交朋友，有个圈子，和他们去玩、去混，文化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就如噩梦一般。就那时的心理承受力而言，他们随便侮辱你的一句话，都会让你觉得生不如死。但因为有绘画，那段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人物周刊：在观念艺术成为主流的当下，你的作品似乎一直与当代艺术的大方向格格不入。这是你有意的选择或坚守吗？

毛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天性，顺其自然。如果艺术关乎你的理想，那么它和当不当代就没有必然联系。很多艺术家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也没什么关系。是否当代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1995年，你画了《青年郭力》，副标题是“缅怀德拉克洛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