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2)

具体到“失忆”主题，我们在收到的近千份方案中，大致梳理出以下有关“失忆”的四条线索（这只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分类，实际情况则要复杂的多）：

一、 前1970年代人的记忆，作为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唤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建筑理论以及文学研究，迅速扩展到了广泛的社会和哲学领域。传统考古学受之影响，也出现了若干新的理论和方法，它们有时被称之为所谓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倾向于讨论强调没有单一的、正确的做出考古推论的方法，客观主义的目标是可望不可及的；考古学材料本身也是“理论设定”的，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可能的“解读”。就本届三年展一些艺术家的创作而言，在作品的选择以及解释的维度上，我们也持有相似的观点。比如对于尹朝阳的作品，我的理解是，必须把他的单组作品放到一个系统里，才能看出他的历史意识是如何随着某些风格和题材上的转移和延续，从而完成自己相对完整的叙事构架的。而如果仅看他的单组作品，我们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理解。曹恺的作品《68年制造》，既是对南京长江大桥的未来考古，也是对一座具有人类历史上象征意义最多的大桥的精神考据。陆磊的装置则回到了一个很小的叙事元素——单位的礼堂，我们儿时的记忆被重塑——在那个意识形态高涨的年代，所有的情境充满了象征，并且被高度风格化了。李松松一直对历史题材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的绘画作品大多数以贯穿中国革命史中的经典历史照片为蓝本，并非采用时下流行的消解或戏拟历史的手法，而是在影像泛滥环境下的一种全新的视觉经验再造，把历史记忆重新置于一种语境已全然改变的公共空间，给不同年龄、经历的人们带来不同意味的历史反刍。

对前1970年代的艺术家来说，1985年至1989年的精神经历对他们的成长以及形成独特的艺术话语方式至关重要。在他们那里，这些个体的记忆碎片一点点累积着，堆放在我们正在试图以民间的方式重构的“民族记忆”的某一个角落。就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意识的问题，我曾撰文写道：“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伴随着试图打破专制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理想主义，在今天遭遇到了它最大和最强劲的敌人——消费主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80年代启蒙时期以来的优秀的文化批判传统已经遭到废弃。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部解决，而是被无限期地悬置起来（但看起来它们好像真的消失了一样）——我们的对立面已经不在我们的对面，而是渐渐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之中。这种销蚀的力量强大到几乎可以摧毁我们的意志。”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另一种意义上提醒我们，前1970年代艺术家在这个与时尚共舞的时代似乎已经暮气沉沉，他们的理想主义被击成无数碎片，对“转瞬已逝的过去大加推崇”，特别是沉迷于那个理想的乌托邦年代，使他们承受着创造性已经丧失的骂名。他们在新新人类眼中已经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被革命和被弃置的对象。但是，历史意识以及多多少少附着于其上的个体意识是否普遍的存在于前1970年代的艺术家的身上，就这个展览而言，并非是什么牵强的说辞。我坚持认为，在历史意识的普遍匮乏和缺失的今天，这一代艺术家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和前代的艺术家相比，比如“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前1970年代的艺术家并不具有某种集体意识，或者某种共同的趣味倾向和艺术运动模式——那个时代如滔滔江水，已经逐渐远去。他们更多地是退守自身的体验，从而把自己埋进一种更加孤绝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严肃之思中。他们所秉持的是一种近乎迂腐的理想主义逻辑，并以一种新英雄主义的方式在不倦地表达着自己对历史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同时，通过这种思考来指认自我在历史之链中的位置和责任。

二、 失忆和记忆的相互交缠，后1970人彷徨在身份与文化的迷失与找寻中

1993年，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发生爆炸，楼内的350家公司再回来的只有150家，其他很多企业由于无法恢复关键数据而倒闭；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在恐怖袭击中倒塌，其最大主顾之一摩根斯坦利银行却凭借远程防灾系统，在第二天就恢复正常营业。电子数据的丧失，如同人患了“失忆症”，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再证明、再拥有你自己，并可能陷入一系列经营风险与法律风险中。同样，人类丧失了记忆，丧失了自我意识，也就丧失了自我的身份。

今天，在新文化被普遍时尚化和娱乐化的社会背景中，1968年后生人如何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既然历史意识被前1970年代人碎片式地唤起从而确立了他们部分的个人意识，并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的文化身份，那么后1970年代人呢？

“菲菲，这个甜甜的名字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甜蜜’的人类，我们有高科技的生活，我们有繁华的一

切，我们可以完成以往的人们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在一天之内我们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空间里，真正拥有分身之术。我们可以只用食指一点就在几秒内通过网络流动巨大的资金，一切是那么的‘甜’，但是我们真正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固定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爱情，周围是这样的不稳定，那么的虚幻，我们好像很不幸，但是我们又好像很幸福……”

这是1980年出生的艺术家黄玥霖为一个展览写的文字。透过它们，我看到了赫胥黎所描绘的那个《美丽新世界》正在中国的都市一点点地变为现实。在这部1932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里，未来世界里的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一切的确已经发生——这一代人终日被不可能穷尽的信息包围，这是一个“对符号的喜爱胜过对所指物的喜爱，对幻想的喜爱胜过了对现实的喜爱”的年代。触手可及的无限丰富的虚拟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仿佛所有生命的满足都可以经由这个世界来达到——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让人感到一种深切的孤独和迷惘吗？对过去，和前1970年代的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们宁可选择失忆，而只愿意把目光朝向未知的未来。事实上，在这一代人出生并成长的年代，西方就已经开始欢呼自己的胜利了。维尔纳·桑巴特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都失败在烤肉和苹果馅饼上。”上个世纪80年代的西方年轻人，与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即60年代人完全相反，他们深谙社会的游戏规则，一心追求成功。今天，我们看到同样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后1970年代的艺术家的理想就是获得成功，而较少历史意识，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出生时，世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强加给他们太多的历史，而历史遥远且可疑。但是，他们无法挣脱自己的皮肤生存，在不得不面对的文化和传统面前，他们的记忆与失忆相互交缠，彷徨在自我身份的迷失与找寻之中。一方面，他们现实，现实到一种冷酷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们与主流价值规范发生了断裂，并拒绝扮演社会所期待、所规定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长大了，但未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