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与策展同步的研究”—中国水墨文献展策展人刘骁纯访(2)

刘骁纯：这次巨变的真正起点在1979年， 85后又一个阶段，89后又一个阶段。但76至79年是个很重要的过渡。1976年毛泽东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个大时代终结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入了“两个凡是”和否定“文革”的拉锯阶段。这时期的水墨画，从主渠道看，对“四人帮”从歌颂转到了批判，对“四五”天安门事件从批判转到了歌颂，但艺术观念依然延续“文革”模式。从另一方面看，变革的地火已经在运行，对“文革”黑画家的黑画的再认识，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反“文革”美术思潮。79年后的一切变革，这时都在孕育。因此，谈新时期水墨画变革不能不从1976年“文革”结束谈起。

左    靖：水墨的概念是什么？你如何看待学术界对“中国画”、“水墨画”概念的争论？

刘骁纯：从当前的情况看，这两个概念的争论是局部的，共存则是整体的。当艺术家、史论家、策展人更为关注与文人书画传统的亲和关系时，“中国画”概念更好用些；当关注重点在与文人书画传统拉开更大距离时，“水墨画”概念更好用些。这次展览有较大的综合性和兼容性，同时又比较突出“变”字，我觉得“水墨画”概念比较好用。但这里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意思。这次展览使用的“水墨画”概念，不是从字面上界定的，而是一个笼统的区别于油画、版画、综合材料绘画的概念，它包括工笔画、重彩画，以及其他的以水、墨、纸、绢、毛笔为基本工具材料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