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张大千的美术史地位与及其艺术价值(9)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大千决绝地背井离乡？

　　我以为他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并非至关重要。与政治家关系的好坏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来说，虽然要紧，但绝非根本。尽管张大千与张岳军私交极好，但他不也曾在离开大陆后托何香凝向毛泽东赠画？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为此还去不了台湾(他真正去到台定居是已衰年的1970年代)。

　　张大千所以坚辞大陆的邀请，我认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问题。连类而及，也导致其生活方式，与当时大陆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对身着一袭长衫走遍欧美，在远在天涯的巴西、美国都曾大兴土木，营造中国园林的这位传统画家来说，对当时大陆“破四旧”、“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环境，难道敢不退避三舍？1950年代以还，大陆自由买卖的艺术市场全面消失，画家由政府供养，以创作主题绘画为业，像张大千这样主要凭卖画、间或买卖字画换得“布衣傲王侯”的自由与自信的壮年画家而言，又如何全性保真，坚持自己“就是做了和尚，也是个画画的和尚”的一贯原则与立场？

　　谢稚柳曾明确推辞过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托他劝说张大千回国的要求，理由是大千性格太过自由散漫，不适应大陆艺术界。后来在即使连潘玉良都曾动心的那次巴黎会晤中，张大千仍以不置一辞的方式婉拒了大陆方面的邀请，而在张大千婉拒邀请之后，大陆也出现了攻击其“破坏敦煌文物”的运动……

　　张大千当年的选择，难道至今不能见容于人？

　　毕竟如今的大陆，连普通人都毋庸讳言能体谅当年一些人的选择，但我还是丝毫不曾怀疑，如果到了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1990—2000年代，这位远离故土几十载的巴蜀游子归去来的心情，必然再也急迫不过。然而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这位中国画史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于两岸关系不曾取得实质性松动的1983年，带着深深的遗憾永绝人世了。惟一能够告慰他的，是在仙去后他落葬的梅丘坟头，撒上了一捧来自故乡四川的泥土……

　　张大千的一生，走遍了五湖四海，散尽过万贯贽财，不曾改变的，是对旧土故里和中国画深沉的爱。对这一点，相信只要愿意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是不会怀疑的。

　　如前所述，张大千晚年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说过：我只是个画画的，就是做了个和尚，也是个画画的和尚。

　　前已述及，张大千后半生是穿着一袭中国式长袍，走遍了相信他内心都不无陌生、甚至恐惧感的欧美世界，并在那里大兴土木，营造园林，流连诗酒，歌咏作画。这番虽称一以贯之但却有自明身份之嫌的举动，岂非是他对饱经磨难的这个民族的身份感的一种近乎强调式的认同？正所谓儿不嫌母丑，我想他是不会不知道自己披挂的这袭长衫，可能会招来当时欧美人观赏野生动物式的奇异目光。然而，也正是这袭过了时的欧美人眼中的奇装异服，令在国内时曾视张大千为“老古董”的晚辈亲戚，后来定居欧洲的喻培伦之子，在德国与张大千相见时竟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悄然却由衷地生出对他的崇敬之心。至于张大千主动约见毕加索，我相信他是在试图了解欧洲顶级艺术奥妙，并将自己的艺术自证证人的同时，还要用他的精明与机巧，借这位至今被世人视作大爷的老毕，向洋人世界证明他的祖国与民族虽曾沦落为任人宰割的猪羊，却同样拥有丝毫不逊色于列强的优秀文化！而他的私意，至多不过源于自己身与艺俱化的那份自信。要知道，这既是当年连他国家的政府都难以办到的事情，更非今天我们大谈特谈的“走出去”？

　　晚年终于定居属于中国版图的台湾地区的张大千，曾牢牢捧住那一捧故人托友朋捎来的川中泥土，情不自禁的老泪纵横。一生纵横南北东西的他，晚年最痛楚的事，莫过于只能隔海遥望故乡，自己的发妻与儿女，正在海的那头。如同徐悲鸿英年早逝一样，也许这就是上苍特意留给这位太过圆满的奇人的不圆满罢……

　　对于这位袍哥，我们这些凡人总是记挂着他曾尽享人间的富贵荣华，也挥霍过看似无尽的金钱与才华，毕生有美女相伴，鲜衣怒马……却难以体会外人眼里的这位神仙中人，在其风烛残年的内心竟埋藏着如斯苦痛：这位一辈子风光无限、至死保持着故乡旧习甚至陋习的老人，最终难以完成的，竟是落叶归根的最平凡的一点念想。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而今尚能将一年的辛苦打拼，消融在岁末回乡与故土、家人相拥团聚的温情里的农民工。对每每心想事成的这位老人而言，这岂非至为残忍的惩罚？

　　让我们以大千晚岁的两联诗句(摘自乐恕人编《张大千诗文集》)，作为本文的结尾：

　　其一：垂老可无归国计，梦中满意说乡关。

　　其二：别后岂无相见日，梦里犹有自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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