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张大千的美术史地位与及其艺术价值(8)

　　张大千在近代画史上的艺术史意义虽然极大，但他本人却未必十分在意。换言之，他并不想做艺苑领袖，但却想成为最好的画家。否则他就不会一直有与古人较劲的冲动与举动，也不必为了张古画追踪数千里，甚至跑到天老地荒的敦煌面壁数年，更不会因世人的怀疑，就几乎拼掉老命去完成《青城》、《庐山》那样的大幅巨作，来证明自己其实老当益壮……张大千是个典型的川蜀“袍哥”，讲义气重规矩，是他对待朋友的一贯原则。他的情感世界里留给“天下”的空间，绝对大大少于他留给朋友的。为了朋友，他几能倾其所有：听说朋友手头拮据，他会悄悄托人送去刚卖画所得的钱款，再三强调不令受款人得知真相；听说朋友入狱，他会立刻筹款托人相救；听闻远在大陆的弟子集会追悼嫂子(即善子夫人)，他会即刻写画分赠每个弟子以示奖掖；甚至据说为祭奠深爱其画的亡友，不惜画成并烧毁大量作品……而历经考验，也能看出大陆还是有不少与他肝胆相照的朋友，比如谢稚柳，比如徐悲鸿、叶浅予……

　　当然，张大千也精明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情商极高。他晓谙处世的机巧，秉承“布衣傲王侯”的理想，周旋于达官贵胄之间。与他交往的，多的是像张学良、张岳军这样的达官贵人，但他却也未仰人鼻息——据说酷爱书画的宋美玲当年未能拜大千为师而转事“渡海三家”之一的黄君璧，就因大风堂门规甚严，而其“第一夫人”的身份又不可行跪拜礼所致。

　　这里还是要谈谈对张大千的一些议论，比如指责他人品卑劣。这似乎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除了前述的恶意谩骂，我想关键的原因是他做过大量假画。

　　做假画怎么说都是件缺德事。也许张大千的拥趸会说，他做的假画至今也是艺术珍品，他做假画卖的是像程霖生这样的暴发户……这话固非没有一点道理，但即使是暴发户，也是凭头脑和精力挣的钱，有什么权利诓骗？做假毕竟是坑人利己的行为，绝不光彩，更不值得炫耀。且向大千拥趸进一言，得了便宜莫卖乖，更毋庸为他贴上侠义的标签。

　　但话说回来，仅凭这一点就判定张大千人品卑劣，我以为也太过上纲上线。

　　凭眼力一直是中国古玩行的行规，有时带有很大的炫技成分，虽说坑人获利，但有时也不能说全是为了钱。凭本事坑人固不算光明正大，但凭本事捡漏就算得光明正大？这不也是损人利己？但这在古玩行确是默认的行规，正如愿赌服输一样。更何况对有购买字画古玩经历的人来说，谁又不曾想过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到最好的东西？并不算光明正大的“捡漏”，难道不是出入古玩行者的梦想，不是这一行百千年来的约定俗成？这就像妩媚的女子总令人心动，哪怕再高尚而却无生理疾病的道德家，声称坐怀不乱，不过自欺欺人。张大千在道德上不算光彩的行为，说到底也只是江湖习气，傅雷的批评便已足够。但江湖习气对张大千这样的袍哥而言，总不能算罪大恶极，怎么说我们都不能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

　　至于说张大千爱不爱国的问题，似也颇受人关注，这好像也与他的人品联系在一起。有关这个问题，我以为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因为这牵涉到特殊的政治与历史背景。

　　张大千身上精明与狡黠的生意气，在民国时不是不曾受人揶揄，但我们绝不至因此认为他大节有亏。说他不爱国甚至叛国，其实是张大千离开大陆后才出现的话题。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张大千的人品在大陆呈直线下滑态势。换言之，他人品真正“变坏”，正是变在这个阶段。事实上，这不是他主观的变坏，而是客观的“被变坏”。

　　1950年代以后对于张大千的评论，大陆一度有过带官方色彩的结论，即他是“反动画家”，倒卖书画，破坏敦煌文物(对有文物价值的墓室、洞穴的开发，相对后世的科技进步，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破坏。这也许是何以对张大千破坏敦煌之说，总是在需要时被提起的原因)，甚至因“叛国”而被上升到“民族败类”的高度……

　　已故海上老画师顾飞先生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她青年时欲拜大千为师，大千因其已拜黄宾虹为师，怕乱了辈分而请顾飞教其诗词，自己则以教画为交换条件。“文革”中红卫兵因顾老与大千的这层关系而欲抄其家，顾老机警地回答自己是黄宾虹的学生，因黄宾虹当时有“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的称号，红卫兵这才无奈地悻悻而去……

　　自1974年始，上海博物馆开始搜集、编纂，并最终出版了被无数学人奉为必备工具书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其近现代部分包括了吴昌硕、徐悲鸿、齐白石、吴湖帆等等名家，却唯独没有张大千。实际上，当时是由于他众所周知的叛逃罪行，考虑再三，最终也无人敢将此编入书中……

　　对于张大千人品的定性，我以为关键并不在于像十多年前某杂志发表的张氏门生对他“做假画、好色、好吃、破坏倒卖文物”等等恶行的揭发，而在于他没有接受大陆聘其回国的数度邀请。数年前张大千自儿时起的玩伴，四川老画师晏济元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的采访中，曾令人惊诧地对张大千的去世表示：“我心里不难过。”原因是他“应该回到大陆”，“为什么到台湾呢”？“你在台湾死的”，是电视上的晏老对其离世表示“不难过”的原因，显然，晏老在媒体面前，准确地表述了他其实是根据定居或归属何地(实际是被归于何种政治立场)，来决定自己对张大千辞世的难过与不难过。

　　然而我还是相信，这并非晏老扪心自问的真实情感。我曾拜读过他追忆自己当年与张大千一同在川中写生的文字，也见过他画得一笔大风堂遗风。文与相皆由心生，这毕竟瞒不住他内心对自己青壮年时这位哥儿们的真实情感。然而，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老画家对外界的情况可能确已不甚了了，老人家从来是记远不记近。我相信旧日里根深蒂固的教育，令老人当时仍还紧绷着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张大千“划清界限”的那根心弦……

　　时至今日，不少在意识形态上曾与大陆尖锐对立的人物，也被抖去积尘，渐浮现其清晰而真实的轮廓，何况在政治家看来的区区一介画家？张大千友朋、学生们过去的种种无奈与表现，并非不可理解，但毕竟还是令我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段话：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而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