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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摄影圈内的一些朋友以前都知道王久良其实是一个有着极强效果控制能力的艺术家,我认识他也是因为被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控制力所吸引的。王久良在做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也是从艺术角度考虑的,着眼点是要做一个关于垃圾的大型室内装置,只是考虑到任何艺术必须要有严肃的现实依据,所以才想到在纯艺术装置之外应该放置一组纪实性的摄影作为比照,以便增加说服力。于是王久良在项目开始首先进行的是纪实摄影。在采证摄影的三个月后,王久良被严峻的现实震动了,他当时找我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认为艺术一点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这句话说明他已经从一个艺术家的角色开始向社会工作者身份转化了。他为了把事实搞清楚,开始阅读大量相关方面的专业书籍,并有意识地在拍摄过程中调查各种关于垃圾现象的相关问题,比如垃圾经济、垃圾科学和垃圾拾荒者的生存状态的一些问题。这些努力对他完成这个项目有着巨大的帮助。在一般的垃圾处理知识之外,后期的王久良开始接触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些书籍。这些对他理解和处理镜头前的问题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帮助。
记者:这种来自民间的报道摄影经常可能会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神经,尤金·史密斯当年也曾经差点被那个工厂的打手打死,您对摄影者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鲍昆:这是我们当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谈过一些措施,比如不要滞留,拍完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是他还是碰到被盘问甚至敌视的危险。于是我又请中国青年报的朋友帮助他开出了特邀记者的证明,以便在危机时使用,起到暂时的保护作用。不过王久良在拍摄时把自己的姿态处理得非常好,他和许多垃圾拾荒者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和他去过垃圾场,那些拾荒者见到他都非常亲切地叫他“久良”,让小孩管他叫“王叔叔”。久良与他们打成一片,他混迹其中甚至能够让你以为他也是拾荒者。我想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许多摄影师到了下面经常是长枪短炮的照相机挂着,再加上越野吉普车和一身看起来职业的“酷行头”打扮,本身就和民众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那碰到危险肯定是避不开的了。所有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否耐心扎实的做一件事情,只要你下功夫了,危险会减少到最小程度。如果你老是以一种自以为文明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到下面扫街式的找感觉,我想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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