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林：吴冠中——在鱼和熊掌之间

文/包林

鱼和熊掌的典故，源于孟子所著《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孟子设此喻说人若两之所求不能同时得到，必然要割爱一种。

如果挪用此喻，将水墨画与油画、文学与美术，甚至将石涛与凡高分别比作鱼和熊掌，无论贴切与否，这些东西和人物在吴冠中先生看来一辈子都割舍不下，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这“鱼”和“熊掌”。出于我在学生时代就对吴冠中先生绘画及人格的喜爱，去巴黎留学前又得先生教诲，回国后便寻购他刚出的文论集，一百万字，分三册，置于案头，闲时翻读，久而久之，让我领略了他如何兼得鱼和熊掌的全过程，其中有他的勤奋与孤独，也有他的快乐和真诚。

吴先生的特别，在于他对这鱼和熊掌都要追求的执着态度，由于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壮年时期一直处于尴尬甚至艰难的境地，传统国画嫌其笔墨，古典油画嘲其内涵，他晚年对自己的一生感叹道：“除了勤奋，最主要是苦难，而成功，则只能看成是苦难的机遇。”

传统上中国文人有文有画，一支毛笔造就多重符号系统，诗歌、文论、画和题跋，流传下来，让我们得以在画本与文本之间，在观与读的转换中窥其修养学问，思其人品才情。历史上能够高超地同时驾驭这些系统的人寥若晨星，且远离我们，流传下来的只是一系列编码符号，让我们去玩味，去解读其中奥妙，仅此一项，足以令后人高山仰止。

与前人不同，吴冠中先生兼得的鱼和熊掌不仅包含了画本与文本，国画与油画，更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不仅谙熟彼此的差异，而且一生忙碌于这些具有冲突性的两极之间，苦心经营着两种异质的融合，用他的话说是“拆墙”，我想他就是要将不同的鱼和不同的熊掌放在一起“煲汤”。20世纪民国时代的艺术家们也试图得到鱼和熊掌，比吴冠中早一辈的徐悲鸿、吴作人等，虽然都曾留学西方，但他们的拿来主义却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获得的鱼和熊掌始终隶属两种谱系，属于两种“烹调”，且是分别上桌的，以求所谓的原汁原味，例如他们的水墨大体上是沿传统而来，而油画却追随欧洲库尔贝写实主义以前，无论题材、构图、用笔、着色，都泾渭分明。由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理想是要救国，故油画尚须反映现实，国画也想走出书斋，于是两种势力开始交锋，互不相让，但至今都没有出格，仍是两大阵营，两种教学体系。而吴冠中却从林风眠那里看到了两种不同甚至相悖的系统得以融合的可能，辟出第三条路，一条“非驴非马”之路，他的理想不在回归或传承，也毋须所谓“纯正”，而是在中西艺术这对“哑巴夫妻”之间进行“异质杂交”，并祈求融合以后诞生新的混血儿，以承受分娩的阵痛来坚定当初无怨无悔的选择。

吴冠中决意孤行。他走的是独木桥，而且是林风眠只搭了开头一段的独木桥，桥的对面是一个抽象而自由的世界。即便这样，他在过桥时仍时时提醒自己要“风筝不断线”，不能舍弃现实生活之源泉。因此对他而言，饱览中外古今各家各派，寻遍大江南北，从中捕捉的鱼和熊掌只是他烹饪的材料，籍此推出“吴家样”，这使他的作品乃至艺术人生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成为一个孤本，一种绝响，这绝响来源于中国艺术家在面对自身传统和西方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一种深层次共鸣。

细想开来，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先生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是具有超越性的，他让国画和油画的边界呈现出极为模糊的状态，他作品的构图、用线乃至用色至今没人敢学，也无法学。但他的画语（或话语）始终构建在艺术本体的美学层面上，他要为之争取独立的品格，绘画在他看来，只是人性的外化形式，而不是奴仆，这在那个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年代，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