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云作品展“色变”

　　在中国的城市漂泊——读王承云近作

　　王林

　　如果说一个中国人在德国的孤独，使王承云不得不关注私人生活和个人表现，那么，在王承云重返大陆之后，曾经熟悉的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自然而然会强烈地进入他的视野之中。

　　他已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写实主义画家，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艺术精神已经灌注到他的血液里。德国民族因东西德的分裂和冷战，特别是东德从社会主义威权统治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陡然变化，使那里的艺术家经历过曲折的个人生活和剧烈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承担起一个民族的历史责任和人类道义。当代世界绘画中的新表现主义诞生于此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新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时期表现主义的区别，就在于由个人内心转向社会和历史的开放性。王承云回国是做对了。他回国后在川音美院作了四年绘画教学实验班。如果这样的班办在德国，也许没什么问题。但在中国大陆“四年的教学下来，实验班非常成功，在全国都赫赫有名，然而这种模式无法继续下去，因为它冲击了很多人的根本利益。我锋利的语言和激进的思想跟当下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的文化结构相遇注定了是个悲剧”。——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把王承云个人想做的事情和社会现实、和历史根源联系起来，而正是这种联系性使王承云重新成为中国现实语境和中国历史上下关系中具有独特视角的当代艺术家。

　　首先是漂泊感。回到中国，王承云不像在德国布伦瑞克有稳定的家庭，每一个城市对他而言都是临时寄居的场所。他面对不同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总会涌出自己对于这些城市的记忆。对他而言，这一切有如梦境。一座座新造的城市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那样的虚幻与泡沫，就像是舞台布景，辉煌壮丽而又轻浮假象。但这一切作为事实摆在你的面前，任何人即使是城市居民也会感觉陌生。比如广州市为了迎接亚运会，会突然把机场路两旁的楼宇全加上玻纤小屋顶，比如重庆市因领导人喜好，会在转瞬之间把城市干道立面整治成一片灰色。王承云在近作中所把握的正是这种陌生的距离感。他对于城市的描绘大多是鸟瞰的、全景式的，而远观视野所展示的则是疯长的高楼大厦、炫耀的流光溢彩。王承云无意去表现不同城市的特点，因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没有特点。他只想画出自己在城市间流动的感受，这种感受和他过去表现水波流动的绘画方式有着自然而然的连接和转换，那就是光色交融、不可预期的幻影晃动，而其间捕捉的东西，正是中国人在经济猛涨时兴奋异常而又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中国对于发展的过度崇拜，不仅在破坏环境、历史与基本的价值观，而且掩饰了社会黑暗和权力的罪恶。我想每一个观者，都会注意到王承云对城市夜景的表现，夜色遮蔽着许多真实存在的东西，黑幕中的中华大地毕竟是画家由衷热爱但又闹不明白因此意欲探究的家园故土。

　　重要的是揭示。王承云并不想仅仅依凭娴熟的技巧转换题材，然后在不断复制中占有图式的专利。这是中国大陆许多当代艺术明星的生效捷径和敛财之道。王承云执着于对流动现象背后隐藏的揭露。他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源于与社会伦理冲突的潜意识，还是来自为专制权力不容的反抗性。作为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和一个真诚的德国人，王承云内心的确充满矛盾。这种矛盾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画面的拼接：画家似乎无法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把表象与实质、整体与局部、场面与人物统一起来。而这正是写实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追求的目标，其创作方法作为官方规定的结果，已经成为惯性的审美方式，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觉载体。只有打破这种整体表达的统一性或整一性，艺术才能在矛盾与冲突之中、在空白与缝隙之处获得个体表达的自由。这从王承云所画的一系列破损、残缺的头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那些作品中，他充分运用丙烯颜料轻质薄涂的效果，以壳体面具或模糊叠影的方式，表达着直面对象的人文关注。这种人文情怀体现在城市场景的大幅画面中，就是王承云所并置的人物描绘。人像的提取和放大，有利于强化视觉刺激，以具体、微观的动态表情去对比宏大叙事的场面，能够深入人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无论是艳丽的城市夜景，还是可怖的灾难现场，那些张惶不安、惊恐躲避的形象，都会紧紧抓住观者的视线，他们的被动与无奈，成为国人精神压抑的象征。我之所读，只有少数画作不同，或者是旧日工农兵形象的笑脸，或者是当今走红歌星的相貌，或者就是军人仪仗队的面孔，其愚昧的得意与造作的威武，呈现的不过是颂歌的表演化和信仰的仪式化，令人再次想起历史上那些荣耀无比的凯旋。我始终记得电影《巴顿将军》的一段画外音：当凯撒战胜埃及，押着战俘和美女，在无数欢呼声中昂首进入罗马的时候，一个驾车的奴隶悄声说：荣耀总是会过去的。——《2009101》的荣耀总是会过去的，由这样的盛典所代表的专政的荣耀也总是会过去。在王承云消解结构的形象描绘之中，在王承云蓝绿、红紫与黑色的色彩对比之中，观者可以体会到原本我们以为异常坚硬的东西，如今正在融塌、分解和崩裂。这是艺术语言的创生，也是社会现实的象征。在当代，艺术作为人类交际、交流的工具，不再可能成为纯粹的所谓本体，只有在碰触社会、人与精神的问题时，艺术才能作为表达的语言而具有意义。因此，主客体之间相互博弈造就的现象学界域的艺术生成，必须加上存在主义对于个体自由的不懈追求。只有存在的真实及其对自由的召唤，才能赋予艺术以精神世界和历史文化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