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当艺术遭遇新闻

　  艺术“记录”新闻

　　当代艺术和新闻之间的共通性一直以来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当代艺术和新闻都是对话媒介，都具有召唤性、社会性。但是，它们的传递操作方式是迥异的。当代艺术将自己社会功利目的深深地隐蔽起来，用审美的状态来含糊、不确定地包含这种社会目的。而新闻则是敞露自己的社会功利目的，它的介入是确定的、去蔽的。新闻号称是客观的，每个“新闻原教旨主义者”都表示新闻操作状态是零度情感，新闻具有叙述的清晰和所指的明确；而在当代艺术看来，它不仅是将主观感受上升到审美感受，更重要的是，它探讨这一过程中人们情感的发散性和能指的各种可能，用一个很狭窄的小路来引人如无限宽广的大道，用哲学家德里达的话说，“(艺术)以能指的解放，来获得无限可能性”。而这种“追求”机制使得当代艺术探索“能指可能性”的同时，往往会变得失语，它排斥对自身的一种意义预设，并将对其进行意义整合和框架分类视为一种“自身的失败”，它希望保持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情境，由此出发，却又获得更多的阐释和理解的可能。尽管此前有一些理论分析家提出“新闻即艺术”的口号，但它们并没有清晰地触及当代艺术和新闻之间完整关系的界定。

年前部分股有望一飞冲天！ 秘闻!行情近期将出现逆转 机构资金流向已发生巨变! 主力资金正密谋全新布局！ 　　我和同事陈冈策划这个“艺术与新闻”当代艺术展的初衷也不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通过艺术的介入和记录(对新闻的再记录)，是否能够再现、重构和扩大新闻的意义。很多人说，新闻是有“场域”的，当它发生，它即在场，无法忽略。但它由新闻变旧闻，它仅有回顾价值而无再现价值，新闻场域完全流失。所以我们只能为每个过时的新闻修一座教堂而不是上演一幕活剧。正是带着这种怀疑，我们希望借助当代艺术来重新探讨新闻的场域是否真的流失？

　　新闻，尤其是《21世纪经济报道》这种报纸类型的新闻，无疑有某种政治感，在很大程度上，它所激发的公共话语被赋予了理解一个国家、一个社群、一个共同体的功能，而当代艺术需要介入的正是相同类型的政治，或者说它也具有担负一种使命的功能：以持续的批评促进公共话语的开启，从而创造出多元化的可能。有趣的是，两者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没有政治的目的，但会有政治的态度。

　　于是，对于新闻人来说，“态度共同体”(或者“情感共同体”)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一个国家强制规定的“价值共同体”，我们用艺术重建新闻场域、用艺术来记录新闻的“情感共同体”。艺术产生的最初动力机制就是来自艺术家本人私人化的态度与情感，艺术品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由私人态度出发建立公共话语空间的演化能力。

　　控：一个新的情感共同体

　　我们选择“控”，“控”也是对当今时代“情感共同体”的最好呈现。“控”源于英文单词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con)，日本人借用过来(コン)，按照日语语法形成“某某控”的语言景观重构，这一语言景观重构在80、90后新生代上得到极大的流行：萝莉控(喜欢洛丽塔型女生的人)、正太控(迷恋羸弱可爱的小男生的年长女性或男性)、御姐控(追求年龄较大的成熟有范的女性)、大叔控(喜欢成熟年长男子)、中国控(迷恋中国崛起模式)、苹果控(对苹果公司的产品发烧得近乎“中毒”)……

　　“控”的出现，意味着情感共同体取代了价值共同体。比如“爱国主义”是价值共同体，它意味着一种坚硬的隶属感，它是从集体主义衍生出来，带有阵营划分性和道德指认性。但“中国控”是一种情感共同体，它代表着一种弹性的认可空间，它是一种天然的“癖”而不是规训的“爱”，“中国控”对“非中国控”没有审判力，只不过是物类的差异。

　　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它是多重平行的，它更强调“俘获性”而不推崇“排斥性”，一个人既可以喜欢谷歌的理念也可以狂“粉”苹果的产品，“谷歌控”和“苹果控”可以齐于一身。再多的冲突，通过“控”也可以融洽，寻找交集。“控”永远是点对点的，它是一种新式的社会认知的自我投射。人们被同类或者不同类的某种单独事物所“役”，无论该物是宏大的还是细微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有形的还是无形——中国崛起的话语(中国控)、民权抗争(民主控)、自由经济、WTO、地球村、反腐、拆迁、购房、煲汤、相亲、眼镜、拖鞋、IPAD……“所役”等同于“所自役”，这种“役”不是通过建立某种对立面来唤醒凝聚力。

　　“控”的出现是从一个“重”的共同体变成了一个“轻”的共同体，它丰富了维度，它创造了一个暂行的、可以多程式运作的“兼容型”话语平台。“控”的浅白意思是偏爱、着迷、受制和不由自主，但是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语境是轻的、随意的、中立的和调侃的。语境削弱了语辞，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一个人说自己是“某某控”的时候，他/她的意思是，承认自己很着迷，但是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通过说出自己是“控”而消解了“控”的强度，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当代艺术的方式，这在古典语境里面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习惯用无声隐忍追随的方式，或者通过宣誓口号等强烈方式来增强“控”的力度。

　　“控”语境平台下的新闻重构

　　这种“举重若轻”式的转换，是此次艺术展所追求的表现基调。我们用一种公开征集和海选的方式，挑选出报纸创刊十年最让人有记忆的新闻关键词，比如“WTO”、“人民币(升值)”、“山寨”、“消费主义”、“神舟6号”、“国进民退”等等，然后邀请艺术家用艺术作品来重构新闻的场域、通过对新闻语境的非特异转换，来重新理解新闻背后态度和情感的多义性、多变性，从而形成“控”的机制：我们是新闻的在场者，我们构建了新闻那一瞬间的意义，我们制造了新闻的社会指向，但是事后我们又“消解”当时新闻指向严苛的确定性，将其变成了一个伽达默尔式的平台，重新估量甚至故意模糊了新闻的确定性意义。

　　例如在“人民币升值”话题上，所有的财经新闻都将人民币币值上升视为大国崛起的真实标志，中国所有的资产(包括垃圾)都因此而升值。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断上升，跨国消费是一场打折越演越烈的活动，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但实际上，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升值并没有转化为全民的狂欢。人民币的币值真实上升被更大的“非真实”所包围，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也被“非真实”的人民币解决方案所附从，艺术家曹斐所展示的《RMB城寨》就是表达这种真实的虚幻感，在SECONDLIFE虚拟里面对应建构一个真实运作的世界图景，但却被更为浓厚的非真实无力感所包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控”的运作机制。

　　“山寨”是十年新闻历程中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关键词。山寨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状态：严格意义上，它不是剽窃，不是盗版，它是模仿式的原创、是拷贝式的创新。深圳的大芬村和华强北电子市场几乎是山寨精神的发源地。大芬村的油画都是画工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不是机器作业。画工按照流水线的方式作业，有人司职画眼睛有人司职画鼻子，它临摹的是名作，按照订单和需求生产，鲜少原创，但是这不妨碍它本身画作的资质是真实的，是人工绘就的。艺术家徐坦的DV作品《原创》就是让大芬村的画工谈论原创话题。《原创》吊诡地显示，“山寨主义”的大芬村画工高度认同“原创性”的意义，是艺术的首要原则，相反，西方艺术家则认为创造性是有问题，难以确定的，甚至不存在的。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控”的运作方式，强化的过程反而消解了“控”的强度。

　　“消费主义”是21世纪初的潮流。以奢侈品消费为例，中国仅次于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估计未来几年很快就会突破150亿美元，坐上头把交椅，世界一半以上的LV包的购买者是中国人。对于东方来说，消费主义往往包含着价值的保存和守护，人们购买奢侈品的目的不仅仅是炫耀，动机里面包含着“保值”的幻想。艺术家郑国谷《一万个顾客》就是冲击艺术品收藏的“保值主义”规则，摄影艺术品总是通过控制拷贝数量来达到定价最优和收藏青睐，但是郑宣称将发行1万个拷贝给1万个顾客，这极大地冲击收藏市场的定价规则。《一万个顾客》揭示了消费主义的脆弱性。在广义上，消费者必须要通过与生产者的“合谋”才能维持消费主义的信心。

　　“神舟6号”是中国登月计划中的里程碑事件，体现抢占太空制高点的雄心，显示大国风范，折射与美俄“平起平坐”的国际新秩序。登月是对无生命状态的外太空的征服，通过抵达这一“非人化”的空间来展现人本身的力量和大国崛起的仪式感。澳籍艺术家沈少民的作品《救生器》则是将回收的神舟6号残骸改装为生命急救的仪器，将征服“非人化”空间的工具变成“救助化”的工具，将一个集体主义膜拜的神器变成一个个体主义应急的装备。这一过程，也是“控”机制展开的过程。

　　“国进民退”是描述200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社会最具传播力的语辞，但我们认为，其实这一直是描述中国权力空间的最好定论。艺术家渠岩《权力空间》以类型学的方式拍摄，拍摄的是乡村村长办公室内景，这是中国最基层的权力空间图景。它展现了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基层的权力空间构造是被动的、多样的、混杂的和博物馆式的。(古代)乡绅型的家具、衙门式的器具、文革式的标语、开放时代的影像和摩登时代的奢华，都能汇聚在一起，形成古怪的大杂烩。在他另外的摄影作品《信仰空间》里面，毛、观音、基督、关公等“神偶”齐聚一堂，信仰的杂乱和膜拜物的全覆盖制造了奇特的情境，而最重要的主线就是“庇护”。权力者希望得到更高权力级的庇护，同时他也愿意得到民间系统的神偶的垂青。这也许是对中国“国进民退”的权力空间演变的最好解读，因为中国的“国进民退”并不单纯是一个“扩张、压迫”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吸进”民间资源和意识系统，为其扩张服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神多义多乱”是一种必须的情感状态。这个状态已经无法用整体划一的权力和信仰要素来判断，它恰恰是一种“控”的情感机制，每一个折射出权力感的器物都是被“关照”的，都是具有“俘获性”的，都是真诚膜拜的，它们之间原本没有交集，但在“控”机制作用下，混杂物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同出列。

　　“全球金融危机”是这个世纪初最重要的事件，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全球金融秩序破碎，美元等同黄金般的货币霸权严重动摇、高油价瞬间坠落，导致全球能源体制处于艰难重构之中。随后应对危机，全球同步调大救市，造成了资本主义原则的大溃败：花别人钱冒险的资本家不受惩罚，政府用税金和印钞来帮助他们，“大而不倒”的机会主义得到嘉奖。权利和责任严重不对称，民众普遍怀疑原先毋庸置疑的规则，并且对未来感到迷失。艺术家陈文波的作品《破碎》正是对“后金融危机”状态的一种描述。无论是财富创造方式、社会组织机制和社会心理都呈现“破碎化”状态。更重要的是，人们似乎对这种“破碎化”产生自然的认同感和依赖感，他们的心声是：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没有必要较真，政府救市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者，我们必须适应。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有“控”的感受力存在，即使“失控”也会转化为一种“控”。

　　建筑设计师刘家琨为汶川大地震丧生的小女孩胡慧珊建造了一座纪念馆，也许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建筑的主体是救灾帐篷，里面陈列了女孩父母收集关于女孩的各种思物。刘家琨试图用这种方式同汶川地震数万人丧生的宏大的集体主义悲痛形成互补。女孩很普通，尚幼而殇，没有太大社会印迹，真正痛彻者无非父母少数亲人，但就是这种没有社会发散性的悲痛，却构成了生命和社会最坚实的基础。

　　“大国崛起”一般新闻意义上是确定的，对国民来说，它既是国家实力的上升，也包含着历史大国光荣的重新轮回。对外部世界来说，它则具有不确定的威慑，以及对原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实际上，“大国崛起”有着更为宽广的多维性含义。摄影师曾力的《北京照片》则用景观摄影来表现大国崛起下的社会景观、权力部门的建筑、城市化的“空间属性”。曾力的拍摄方式近似于“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工业景观摄影的技术美学，宛如给建筑拍“肖像照”：低对比、端正取景、清新冷静的色彩表现以及景观的“冰冷”外观为特征，它似乎暗示“崛起”的强烈、客观性、细节丰满、人为的低调、冷静，但又有严峻而危险的阴影。毫无疑问，大国崛起伴随着大量“中国控”的出现，一种“中国模式优越论”不可遏制地拔地而起，成为新的、命运捉摸不定的、带着长长阴影的语言景观。

　　坦率地说，正是通过“控”的语境平台，我们寻找到一种当代艺术重构新闻场域的可能，这也是一个新闻机构策划当代艺术展最重要的目的。“控”的多重性、“自役”、自我消解也有助于一个真正新闻人姿态的确立，他/她以追求客观真实为己任，但却要意识到到这一过程中包含的“役”的危险。客观真实是一个竞争的、动态性的过程。

　　就像哲学家鲍德里亚说的那样：“不仅是物对人的包围，更是物的意念对人的包围”。人们投射到物上的意识要远远超过于物提供于人的使用价值，这是“控”的真正形态。一个新闻圣徒，他的快感来源不一定是新闻对社会所形成的冲击效用，而是制作新闻过程中的心理建构带来的快感，由此引致对新闻的满足意识。但这种意识又是易碎的，最终，他或许是个“新闻控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