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VS润笔：美术评论的纠结(2)

评论沦为广告 艺术环境恶化

在国画界，某些著名批评家一篇文章的润笔费已经达到十几万元甚至更多，当代艺术界也在朝着这个倾向发展，某些一线批评家的文章已经达到千字1万至2万元。这在业内并不是秘密，而且这些价码会随着行情的变化而变化。

与动辄上万、私下运作的“润笔”相比，报刊媒体所能支付给批评家的文章稿费实在微不足道。美术评论的萎弱不振，媒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新媒体的兴起，传统的报刊生存受到挑战，虽然媒体缺少好文章，但在支付高稿酬吸引好文章和从低质量的软性广告中获得利润之间做选择时，后者显然更有诱惑力。而除了传统的美术专业媒体外，一些都市报也开始用专门的版面不择良莠介绍书画家，显然受到利益驱动，美术也在这种互动中朝着商业化、娱乐化的方向阔步前进。

正如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教授、美术史论家何怀硕所言：“面对当代艺术的异化，加上商业化，艺术批评无可施其技。而当代艺术活动之普遍活跃，商业艺廊大增，艺术市场之热络，艺术评论形同‘产品促销’广告的文宣。产品的出品人(即画家)以优厚的稿费为报酬请评论家写文章(这等于当代文人无顾忌地出卖节操)，所得到的当然是夸大的颂扬或转弯抹角、过分溢美之词。报刊杂志刊登作品多要画家付费，而只要有摇笔杆本事的人，都可成艺评家。真正的艺术批评已寿终正寝，良有以也。”

“如今艺术界的风气也与从前大不相同，过去一些艺术家为了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生活困窘，但是没有人会瞧不起他。现在如果哪个艺术家过得很穷就没人会理睬他，大家都把羡慕的目光投给了商业上十分成功的艺术家，批评家也不能免俗。如果一个批评家总在批评别人，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以后有活动都不叫你了，你还评论什么?”朱其的话道出了评论界面临的窘境。

在庞大的市场体系和关系网络中，艺术家、批评家、媒体、展览机构和具有影响力的藏家等相关者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格局，单靠美术评论来打破这种格局并不现实。在这种现实环境下，单独讨论批评家的操守问题，似乎也不够公允。

没有健康的平台 难有真正的评论

英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和推广，她认为，当代艺术的圈子越来越大了，正在变成一种大众文化。“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迟缓，画廊等机构没有太多的钱支付给批评家，而且艺术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基本稳定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有名的美术批评家、策展人如果想挣钱，会有很多机会。关键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在中国的艺术市场快速膨胀的背景下，问题已经不是批评家该不该赚钱，而是如何赚钱，人们更关心的是文章质量。朱其认为，现在评论的问题是门槛太低，评论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收费，关键是要有专业水准，商业评论也要有自己的底线，批评家要有自我约束的意识。

凯伦所说的“稳定”和“想要的”指的是西方艺术市场中对于艺术评论的清晰分类，“画廊、媒体、美术馆和研究机构等会从不同角度撰写艺术评论，但是画家自己拿钱找批评家写文章的事情十分少见。”凯伦介绍，在西方，属于画廊经营和推广的艺术家，画廊一般会根据艺术家的建议，邀请对于艺术家本人的创作比较熟悉的批评家来撰写分析和评论的文章，画廊需要为批评家支付稿酬。而美术馆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批评家常以策展人的身份来撰写评论，会根据展览和学术课题研究的需要来分析问题。此外，媒体会有专门撰写艺术评论的撰稿人，他们从媒体的角度出发，不会为了吹捧某个艺术家而写文章，经常是结合作品和艺术家的情况来讨论社会公共问题。

朱其在从事当代艺术的策展过程中对此有所体会：“如果是商业性画廊的展览，很难邀请到《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撰稿人，美术馆和公益基金会的活动他们则愿意参加。”朱其认为，当前中国美术界正是缺少一家真正权威的媒体。而对于艺术评论来说，有了健康的平台才能保证评论的专业水准和独立性。

独立美术评论需要美术馆、媒体、研究机构等平台有力的支撑，而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机构同样正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回到稿费和润笔的问题，它从一个很“俗”的角度，折射出批评家的纠结、艺术家的无奈、媒体的堕落、人文精神的颓败，它和艺术市场的种种问题有着相通之处。

有批评家提出，在中国目前缺少艺术经纪人的情况下，批评家应主动介入市场。因为现有的稿费制度使一流的批评家无法得到学术尊严，其境遇连三、四流或不入流的画家都不如，这限制了批评的职业化、专门化，美术批评走入市场对于美术市场的宏观调控可以发挥作用，使上乘之作得到赞誉，低劣之作受到批判。

刘曦林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到文艺评论的重要性，从各个方面对做出贡献的文化人给予补贴，包括大幅提高稿费标准。贾方舟则寄希望于美术体制的改善。

上海率先提高稿费，或许会对其他地区起到带头作用。朱其说：“美术界比较特殊，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有许多愿意从事评论工作的年轻人，经济上有所鼓励，就能让一代代人延续下去，逐渐形成好的评论环境和传统。”

记者 朱永安 续鸿明

(实习生胡元元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