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费VS润笔：美术评论的纠结

黄 卓 绘

编者按：

不久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定期拨款用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配合和资助上海主要新闻媒体扩大文艺评论阵地，同时大幅提高文艺评论稿费，并从7月起将相关媒体的评论稿费标准上调为每千字300元至600元。这一决定在评论界引起热议，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当前文艺评论弊端成因的深层思考。

美术评论既具有一般文艺评论的共性，也有其现状导致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由于近10年来书画市场的火爆，画家层出不穷，画价节节上升，评论文章的需求日盛，甚至出现明码标价现象。美术评论家从报刊获得的稿费极低，而从被评论的画家本人手里获得的“润笔”却高得惊人。上海提高稿费的举措能否起到应有作用?美术批评家如何看稿费和“润笔”?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美术评论的报酬?独立的美术评论需要怎样的学术环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美术批评家，并刊发批评家彭德、杨卫撰写的文章，以期揭示现状，剖析问题，引发思考。

某画家在地方小有名气，心怀更高的追求，于是来到京城发展，结识了各路豪杰，画技有所进步，画作也逐渐有了销路，但名气仍然不大。为了快速提高知名度，提高润格，他不停地交朋友，访名家，出画册，办展览……有人建议，如果能请到某某著名批评家给他写一篇文章，那便是最好的广告。

后来，某著名批评家果真写了。当然，文章不能白写，不菲的润笔费需及时奉上，这已是业界心照不宣的行规。于是双方皆大欢喜：画家的名气大了，画卖得更好了;批评家的声誉更高了，文章也更值钱了……

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美术界每天上演的喜剧。

稿费和润笔是一个“俗”话题，但当前美术评论的窘境和弊端，与此密切相关，值得调研探讨。

稿费标准不合理提高稿费是好事

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的消息甫一传出，即引来评论界的叫好：“提高稿费无疑是件好事”“评论稿酬停滞多年不涨的现象终于有所改变”“呼唤真评论”……进入7月，从上海的媒体中已经可以看到上述政策的落实，如《文汇报》、《新民晚报》就在其文艺评论栏目下特别注上了“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的文字。

对于上海提高稿费的举措，受访的美术评论界人士都表示肯定和赞成。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殷双喜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是好事，但这不可能覆盖惠及所有文艺评论，其结果有点像奖金，它会拨到哪些媒体，发给哪些文章?由谁以什么理由来决定?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制度设计的问题，涉及公开、公正、公平，并不简单。”

据记者了解，目前美术类专业报刊的稿费标准和其他报刊一样，仍然执行的是20多年前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费标准，仅为千字30元到50元，而特约文章和专栏的稿费各有区别，千字在300元至500元不等。

知名作家、时评作者魏雅华去年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稿费在每字0.75美元至2.00美元间，地方刊物约为每字0.10美元。即每千字稿费在750美元到2000美元间，折合成人民币约为4700元到1.27万元。与中国国家级报刊稿费最高每千字100元人民币相比，前者是后者的47倍到127倍。

从1990年起，国内大多数报刊所执行的稿费标准是千字30元到50元。这一标准至今未发生大的改变。据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不过3857亿元，2010年达到了39.7983万亿元，上涨了100多倍。而稿酬的涨幅仅为同一时期中国GDP涨幅的1/20。

“我记得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时，杂志社刊登了觉得是一种荣耀，而且它还给你稿酬。那时稿酬看来很低，可是跟你的工资相比相当可观。”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坦言，目前的稿酬制度问题很大，批评家热衷为画家写收费文章与稿酬制度不合理有关。

批评家“不平” 艺术家“无奈”

与一般的文艺评论不同，美术界的稿费和润笔有其供需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性。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撰写美术评论往往出自兴趣和研究需要，刊登的报刊给予作者应得的稿费。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与繁盛，各种艺术博览会、拍卖会此起彼伏，使美术评论也逐步走入市场，美术批评家开始职业化、商业化，向撰写评论的画家收取润笔费逐渐“合法化”。

美术批评市场化的最明显标志，是发生在1992年的“公约事件”。当时，国内30余位著名批评家在北京集会，就维护批评家权益达成共识，并订立公约。他们约定，应邀撰写评介文稿须收报酬，稿酬标准为千字300元至800元。公约在美术界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争议至今不断。

上海设立“文艺评论专项基金”，对美术评论界是否有所触动?贾方舟表示：“我不知道文学界的情况，但就美术界的情况来说，一个刊物给我付这个稿酬，我是不愿意写的。”他认为，在美术市场里，报刊稿费是不能指望的。

让批评家内心感到不平衡的是，按照这样的稿酬标准，画家付出的劳动和批评家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成正比。从经济角度看，同一级别的画家和批评家，画家用3天时间画一幅画可以卖上百万元，批评家同样用3天的劳动给他写了篇评论，按照最高的稿费标准付酬，对于批评家来说仍然没有吸引力。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美术史论家刘曦林同样感慨于当今文人的生存尴尬：一个学者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写了一本书，出版后的稿费只够买两平方米房子，出去参加活动还得打车甚至挤公交。“画家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在画廊里是可以标价的，但是批评家的文章是不能标价的。和左邻右舍一比较的话，批评家会感到在同行业里面，自己所做的贡献和实际得到的报酬是很可怜的。文人羞于谈钱，给自己的老师、朋友写文章，哪好意思要稿酬?”

“上世纪80年代，一些美术杂志和报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多批评家写文章动机很单纯，为的就是探讨学术的激情和满足感。批评家也愿意发现新人，他们会把策划展览、撰写文章等当成事业来做。”青年批评家朱其对80年代的文化热记忆犹新。

朱其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与评论的关系也在朝着国画界的风气发展。当代艺术经历了10多年的资本积累，一些艺术家已经成了千万富翁，在生存境遇上，和同时代的批评家形成对比。当初批评家为艺术家做了很多事，等艺术家成名之后自己却被冷落了。

和批评家普遍的“不平”相比，不同层次的艺术家对批评家的看法和依赖程度也不同。既有一些明星大腕对批评家的不屑一顾，也有亟须提升市场行情的二三线画家与批评家的热络互动，更有许多刚刚起步的新人期待着被批评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