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

在巴黎一座安眠着许多杰出艺术家的墓地，一块宏伟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有一行用中文镌刻的碑文：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

　　潘玉良(1902一1977)，女画家、雕塑家，原名陈秀清（一说陈玉清），后改名张玉良，后随夫姓，改名潘玉良。江苏镇江人，生于扬州。家贫，一岁时父去世，二岁时姐姐去世，依靠母亲以刺绣维持母女生活。八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从此依靠舅舅生活。十四岁时，被舅舅卖给芜湖巷的一家娼门怡春院。十六岁时，遇到新到任不久的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潘赞化是同盟会员，安徽省桐城县人，张知行将军的表兄，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任旅长，讨伐袁世凯，后转入政界，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富于同情心。

　　1916年，潘赞化将玉良救出火坑，娶她为二房夫人，他俩成婚之日，只有赞化情同莫逆的挚友陈独秀一人以证婚人身份参加婚礼。不久，潘玉良去上海居住，潘赞化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李先生，教玉良读诗文。先生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玉良就作练习。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

　　潘玉良的邻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洪野先生，她耳闻目染，决定自修绘画。潘玉良从书店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临摹、写生，还对着镜子，仿照洪野先生的样子，坐在镜前画起了自画像，她的画功被洪野先生发现，遂收玉良为徒。洪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进步飞速。

　　1917年秋，潘玉良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考试的人坐满了五个教室，潘参加考试并获得了良好的成绩，由于她出身“微贱”，未被录取，后被当时校长刘海粟破例把她的名字加在录取名榜第一名的前面。

　　1918年潘玉良入当时上海美专，从朱屹瞻、王济远学习油画，第二学年进入人体素描课程。受到当时社会上的诽难，玉良画人体素描遇到了很多难题。首先是作为全校唯一的女生，她必须与全班男生一同面对裸体女模特，其次她根据观察自己的体态和浴室洗澡人群的体态而创作的人体素描作品轰动了学校，被人们当作新闻传递，褒贬不一。潘玉良的这一习作使她进入了优秀毕业生的行列，同时也使她受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为此校长刘海粟召见了她，并对她说：“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等你毕业后，争取到欧洲去吧，我给你找个学法文的老师……。”潘玉良理解了校长的意思，于是去征求潘赞化的意见，潘赞化表示支持，说“好吧，你有你的道理，你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事业，我听你的！”

　　1921年潘玉良毕业，她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乘加拿大皇后号邮轮，去法国官费留学。当年，她先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紧接着就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了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从德卡教授学画。1923年，潘玉良又考入巴黎国立美专。当时，她与邱代明等为同学，和徐悲鸿是同班同学，师从达昂·西蒙教授。于是卢浮尔宫，成为她常去画画的地方。

　　1925年，潘玉良在巴黎国立美专毕业。此年前后，因国内动乱，官费时断，留学生的生活相当艰苦，许多人离开法国，而潘玉良决定选择去意大利继续进修。意大利的艺术之都罗马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称著于世界。1925年，潘玉良的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邀其直接升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绘画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进入该院的第一位中国画家。潘玉良随诺马尔迪教授学习，先攻油画，后兼事雕塑，两方面都达到相当的造诣。课余时间潘玉良常去法迪坎宫一一古代美术品的宝库，日夜勤奋摹画杰出画家的作品。潘的一位雕塑名家教授琼斯，介绍她学习雕塑，并答应她免费教学。1928年，她在油画专业毕业后，又正式考入了雕塑班，成为琼斯教授的正式学生。

　　其时，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督之职，不能寄钱给玉良，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已时断时续，潘玉良常常饿着肚子上课，更谈不上生活零用钱。1929年春，她一连四个月未见家信和津贴，一次在课堂上晕了过去，教授和同学们见状不忍，凑钱给她，正在这时，传达员高喊：“中国的张玉良女士，你的汇票！”同学们围拢来一看，是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的，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

　　1929年，正当潘玉良毕业考试和答辩通过，她最后一次到法迪坎宫向大师们的不朽作品告别时，遇上了来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先生，潘玉良盛情邀请刘海粟先生参观了她们的画室并参加即将举行的雕塑班毕业典礼。当天，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邀请她回国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教授。

　　留学欧洲近9年，玉良回国了。这是她在欧洲生活的第一阶段。 　　

　　1929年，潘玉良回国，两个月后，原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王济远先生和她的启蒙老师洪野先生，特意地为她组织了一个“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潘玉良归国画展”。这是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的画展。展品200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也发表了消息，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校长从罗马发来电报祝贺。这时，中大艺术系主任，玉良的留法同学徐悲鸿向她发出聘书，请她到中大去执教，与她共同分担油画课。

　　玉良先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徐悲鸿分别主持中大画室，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潘玉良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5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她原有献身国内美术教育的心，但早年不幸的出身，使她难以在封闭的中国社会中立足。1937年，她终于再次离开住了八年的中国，重返巴黎，此后一住四十年，直到去世。

　　抗战前，潘玉良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她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八年的法国留学，使潘玉良充分感受到了艺术上的自由。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汇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潘玉良的眼前。而这在她早期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从《春之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含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潘玉良早期更多的作品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1925年）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技法娴熟，笔力遒劲，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功力。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全国民众不满，四大城市学生联合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在这一年，刘海粟第一次欧游归国，潘玉良在中大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刘海粟亲自来参观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维妙维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刘海粟话锋一转又说：“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刘嘱咐潘玉良说：“我们应该一面吸收外来的新画风，一面尊重自已的传统，集西画之长，你愿意和我一起研究吗?”潘玉良深受震动，她认真思量，觉得自己的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面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1936年，潘玉良举办第五次个人美展，这也是她在祖国最后一次画展。其中一副作品《人力壮士》是她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们的敬意的，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不料在收展时，在该画上却被人贴上了一张纸条，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画展结束，潘玉良接到潘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潘玉良回到家中，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潘玉良为潘赞化着想，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

　　经过反复思量，潘玉良决定接受法国艺术鉴赏家叶理绥的邀请，赴法国举办个展。从此离开赞化，离开故土，独自谋生。她再次回到巴黎，仍旧住在米斯太太家，有时去大学弥尔画苑作画、雕塑；有时到郊外写生。得到好作品就自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平庸之画维持生活。

　　一次，潘玉良的朋友王守义邀请潘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她答应下来。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 随后那赛夫先生请求欣赏潘玉良其他的作品，之后，他惊讶而兴奋的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1937年潘玉良被推举为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年底，潘玉良听说了日军占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的消息，她彻夜未眠，在悲愤中完成了一尊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李清照的塑像。二战中，潘玉良曾在异乡卖画捐款报国，日寇投降前夕，她又在巴黎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同仁，一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追讨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珍品。潘玉良的好友王守义长她七岁，是河北省高阳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和邓小平、何长工、周恩来等人一起学习，与邓颖超、聂荣臻为同班同学。他在巴黎开了家饭馆，在华人中威望很高，很长时间担任旅法华人俱乐部主席。他关心同胞，不管哪个遇到困难，都倾力相助，帮助过很多旅法中国艺术家。张大千首次上巴黎，受到他热情接待，为其举办画展出力奔波。著名油画家常玉煤气中毒身亡，没有家小，王守义为他买地安葬。

　　1940年，巴黎沦陷，潘玉良的画室被德军征用，她只能搬至达累齐亚路过着难民般的生活，战争期间，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生活陷入困境，王守义知道后解囊相助。

　　1944年8月巴黎解放，社会才慢慢回复正常。潘玉良又积极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如法国艺术家沙龙、独立沙龙、秋季沙龙等活动。

　　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

　　1950年，她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中共重用艺术家”的消息，连忙给家里去信，表示其归国的愿望，不久国内文艺界开始整风运动。

　　1950年，我国国家一级美术师刘自鸣先生在巴黎遇到了潘玉良，他回忆说：“我国画家如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刘文清几位先生都常在大茅舍画院进进出出，当然，潘玉良也常来光顾。我在国内时，见过潘先生的画册，其中有她20年代的自画像，30年代把她的丈夫、儿子画在一起的《全家福》。潘先生这位绘画功力雄厚的老前辈，她的一根简单的线条都能绘出人体或手臂的立体感来，我会永远怀念她。那时的潘先生，梳着发髻，虽然头发式样变了，又时隔多年，但仍然可以认出她那并不端庄却很有个性的面孔。她的发髻梳得有点奇怪，不是梳在脑后，而是高高地盘在头顶上，颇有点中国道士模样。除了这不同一般的发式外，她的打扮却是再朴实不过了。夏天穿一件衬衫，一条长裤，一双跑鞋；冬天，穿一件棉衣，再罩上一件旧呢大衣，完全是艺术家不修边幅的气派。”令刘自鸣印象深刻的是：“潘先生说话非常直率，在她淡淡的三言两语中，却包含着对人的坦诚和关怀。她第一次到画院楼上画室看我的人体素描时，就告知我：画得太硬，因为画得太硬，画不完。这话的含意就是难于继续画下去的意思。那时，我刚开始画人体素描，从她的指点中我得到了启发，以后一直受益不浅。”据说，潘玉良当时住在6区离大茅舍画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住所可以说相当简陋，屋里摆着几盆花草，家具也相当破旧。以至于刘自鸣的姐姐感叹说：“真没想到，一位杰出的画家，生活竟像学生一样清贫，相貌竟又如此一般！”

　　1952年夏季，潘玉良的画室遭暴风雨袭击，房掀玻璃碎，无法作画，王守义帮她修复了画室。此后，王守义还多次助她举办画展。

　　与第一次赴法时相比，潘玉良第二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借鉴他人的同时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凝固在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从她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在艺术上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它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在《穿红靴的女人》中，潘玉良尝试用野兽派强烈奔放的纯色来作画，同时在不损害造型、结构和色彩本质的情况下，细腻地处理画面中衣服、皮靴、皮肤的质感和光影造成的色彩变化，保持了印象主义明亮的光线和鲜明的色调。

　　她的另—部作品《屠杀》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又和毕加索的名作《格尼尔》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切入角度。图画里没有枪炮、飞机、炸弹、坦克，看到的只是仰天狂叫的求救者，奔逃的人群、血泊中婴儿肢解的尸体……它聚集了痛苦、绝望、恐怖、残暴的全部意义。

　　1940年前后，潘玉良逐渐在借鉴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线描手法。线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基础，有着很强的表现力。潘玉良熟练地掌握了这一技法。并把它融入西画中，丰富了西画的造型语言。

　　在1941年的《女人与猫、躺着女人体》以及1942年的《戴帽子的妇女》中潘玉良娴熟地运用线描的粗细、轻重、虚实、顿挫，笔简意深，形象准确，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体的姿态，耐人寻味。1942年后，潘玉良开始尝试用毛笔和墨彩在宣纸上作画，由于国外获取宣纸不易，所以也用毛边纸和桑皮纸。50年代后，潘玉良的艺术风格渐趋成熟，从技巧上看已经没有向新的西方潮流探索的痕迹，而代之以稳定的个人风格。她这一时期的大量彩墨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她充分发挥油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浑厚、沉静的气韵，融成了一幅幅令人称道的珍品。在《观猫女人体》（1960年），《披花巾女人体》（1960年）和《女人体》（1963年）中，潘玉良先用细腻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典雅素静的女裸体，然后用淡彩点染出人体的结构和质感，背景部分运用点彩和交错的短线来制造层次，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巧妙地融入她的彩墨画中，呈现出既秀美灵逸又坚实饱满的极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潘晚年的油画作品亦是如此。她五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了一批以中国民间妇女活动为题材的油画作品，如《双人袖舞》（1955年）《双人扇舞》（1955年）等，乍看起来有马蒂斯的大块纯色运用的特点，然而在纷繁的西画色彩中又融入了国画的线条勾勒，蕴藏着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诗情。构图大胆而夸张，画面奔放而深沉，色彩绚烂而宁静，有着强烈的律动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其经常刻意描绘的题材，这里明显有着象征主义的痕迹。在《月季与扑克》里，一瓶即将凋谢的月季花下摆着一幅扑克，花的凋谢是潘玉良对生命过程的诠释，而吉普赛人算命用的扑克牌则表露了一种命运莫测的宿命思想。或许是久居异乡的缘故，潘的这种宿命思想在晚年更为明显。在其1959年所作的彩墨作品，《玩扑克的女人》中，那个着装素雅、面色沉静的玩牌女人不就是潘玉良在为自己占卜着未来吗？整幅画里流露出潘玉良对晚年仍客居异乡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人》，油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展览会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价。

　　潘玉良虽不与一般画商合作，但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９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赠与她，授奖典礼在该校举行，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主席致词时，盛赞她在艺术上的成就，说二十年前，她的作品就进入秋季沙龙。当晚，潘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潘赞化，她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1953年至1959年两次巡回个人展，使潘玉良在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都获得成功。她的画富有雕塑感，很有创造性，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风味。潘玉良一生作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多达四千七百多件，巴黎市政府、法国赛努希博物馆、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法国国立教育学院均有收藏。

　　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时，潘玉良才知道潘赞化已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潘玉良的归乡梦再次被打碎。

　　潘玉良晚年和王守义生活在一起。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巴黎逝世。王守义以十万法郎重金，在蒙帕那斯公墓租下为期一百年的一块墓地，又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潘玉良穿旗袍入殓。

　　1978年秋天，王守义遵从潘玉良遗嘱把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七大铁箱遗物、两千多幅遗作及她一直珍藏、嵌有玉良和赞化合影照片的鸡心项链带回中国，亲手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和捐献给祖国，实现了她“魂归中华”、“奉献国人”的宿愿。这批艺术珍品除中国美术馆收藏８幅、潘玉良家属保留几幅、台湾收藏家收藏一百余幅外，绝大部分作品都回归到她的故乡安徽，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1985年，安徽省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通力合作，曾举办《旅法女画家潘玉良遗作展览》。她的传记被载入《世界画家、雕塑家、素描家、木刻家大辞典》和法国《拉鲁斯绘画辞典》。著名美术史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苏利文曾说：“潘玉良是当代能使中西艺术融合的少数中国画家中一位杰出的榜样。”

　　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可以明显看出她的绘画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中萌生发展的。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对此，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先生作了很准确的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于自己的个性色彩。她的素描具又中国书法的笔致，以生动的线条来形容实体的柔和与自在，这是潘夫人的风格。……她的油画含有中国水墨画技法，用清雅的色调点染画面，色彩的深浅疏密与线条相互依存，很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气韵生动……她用中国的书法和笔法来描绘万物，对现代艺术已作出了丰富的贡献。”

　　王守义去世后，人们把他与潘玉良同穴安葬。墓碑上并没有王守义的名字。若干年过去了，潘玉良传记的作者石楠女士再访潘玉良之墓后描述道：“平滑如镜的墓床上没有鲜花蔬果的供奉，只有被盗去雕像墓碑孤零的倒影。我静静地立在他们墓前，一缕哀伤不禁从心底涌起。我虔诚地把鲜花恭奉在墓床上，不由想起了玉良跌宕的人生和渗血的足迹。”

　　潘玉良生平年表：

　　⊙1899年——出生于扬州。本姓张，由于父母早逝，１４岁时卖至青楼，后为潘赞化赎出，纳为如夫人，遂从潘姓。

　　⊙ 1918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先入里昂中法大学，后入里昂国立美术学校。

　　⊙ 1923年——进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曾与徐悲鸿、蔡咸廉等同学。

　　⊙ 1925年——入罗马国立美术学院。随科学诺马尔迪教授学习，先攻油画，后兼事雕塑，两方面都达到相当的造诣。

　　⊙ 1929年——毕业后回上海，执教于上海美专。后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 1936年——参加上海美术团体"默社"的活动。

　　⊙ 1937年——移居巴黎。

　　⊙ 1944年8月，巴黎解放，社会才慢慢回复正常。她积极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如法国艺术家沙龙、独立沙龙、秋季沙龙等活动。

　　⊙ 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过联展。

　　⊙ 1953——1959年，两次巡回个人展，使她在日本、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卢森堡、意大利、都获得成功。

　　⊙ 1959年9月，巴黎大学赠与她奖章，授奖典礼在该校举行，主席致词时，盛赞她在艺术上的成就，说二十年前，她的作品就进入秋季沙龙，

　　⊙ 1977年——病逝于巴黎。

　　（*本文大量引用了刘洋先生发表于《收藏家》杂志上的《无意竞芳斗艳馨香漫洒人间 ——潘玉良作品浅析》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