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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80年代初,即后文革时期的中国美术潮流,便是以“伤痕”绘画、乡土写实绘画为代表的关注社会与现实的潮流和强调纯艺术的唯美主义潮流为代表。两者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力求发展,虽艺术主张并不一致,但都是出于对文革的一种反思,前者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批判,后者则是从纯粹的形式美的要求对文革的一种背离。而本文所要说的孙为民油画艺术的乡土写实和形式美的探求自然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孙为民从艺也经历过后文革的时代,但毕竟又与那种批判性、针对性极强的乡土写实主义和形式唯美主义产生出很大的距离,而始终以自己的体验和独特方式去观察世界,在乡土写实题材和追求形式美的方面探寻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相得益彰的道路。
孙为民青年时期曾长期生活在北国的乡村,他熟悉乡村生活的一角一隅,对黄土的气息、质朴的人民都有深刻的体察,这些造就了他乡土题材的深厚积淀。而他真正进行农村主题的大量创作,是在离开乡村进入画室之后,这时正值后文革美术时期,伤感的人道主义与形式唯美画风成为当时主流,从“乡土写实”到极端装饰风的流行,都体现出对文革的一种批判和背离。而孙为民的绘画,则没有如此强烈地去批判现实,而是按自己的亲身体验去回忆质朴、静谧的乡间生活,勾出了一幅幅优美而不甜俗的抒情诗般的画面:一段老树、一方庭院、牲畜、石辗、朴实无华的乡村人民……每一个形象、每一种感觉都流露出画家对世界的细腻观察和体验。孙为民的乡村画作大多是在画室进行的,这自然是一种回忆过程,而不是描绘过程,农村的感觉记忆在画家的思想深处,只要提起画笔,那些原始的印象便会汩汩而出,在画面上获得了更新的呼吸。可见,画家在“下放”时,不仅是用眼在观察现实,而是用心在默对物象,这种倾听与倾诉在他的记忆库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已事过境迁,但只要开启尘封的记忆,一切便会如实地浮现眼前。
一个画家的气质并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上,从艺术语言和形式构成中更能见到画家的气质、个性所在。孙为民的绘画题材是朴素的,但其油画语言却直追欧洲古典绘画的典雅、宁重、甚至高贵,而二者却被画家在中国结合地如此巧妙。浑然一体的静谧、和谐的色调,大片柔和宁静的背景,素雅的画面中凸现几个可亲的生灵,变化多端的细碎的笔触却又把严谨的造型安排的准确到位,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朴实无华、恬静可亲的视觉感受。这种构成形式既不同于“乡土写实主义”那种注重人物形象的方式,也不同于机场壁画的纯形式美的美追求,而是画家在学院内部采取了一种比较“折中”的态度,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基础,创作出一种游离于“伤感”绘画和形式唯美二者之间的似于“折中”的艺术形式。
而当乡土题材很快变成绘画现实中的“历史”,落入一种程式化的矫饰之风时,孙为民却凭借自己深厚的积淀和独特方式,愈发凸现他崭新的艺术魅力。他觉得乡土、农民不会被画尽,只是不要陷入“社会效应”的程式之中,务必要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1984年,他的油画《腊月》和连环画《人生》同时获六届全国美展铜奖,86年的《晌午》,之后的《暖冬》、《乡情》……等等一系列作品,都表露出他独特的艺术方式是一个完美真实的整体。
此外,孙为民的大量的人体作品,也极具独特的形式美的追求,人物常常被安置在画面的中心视角,呈现一种端庄、稳定的状态。而一系列《灯光裸女》,则通过强烈集中的光线照耀,色彩更加纯化,明暗对比增强,使女性的肌体显现出一种更具形式感的视觉美感。
孙为民经过多年的从艺实践,逐渐把主题、题材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调节到最佳和谐状态,他不为历史成见所囿,也不以社会效应而“变异”,而是以自己的真心感受去观摹世界、倾诉感情。孙为民油画中的朴素无华与典雅庄重,亦是一个高层次的统一体,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智力与真诚构造它的成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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