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系列观察
383改革方案与大学“去行政化”设想
早报记者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
大学“去行政化”再现曙光。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383”改革方案。在高教领域提出的改革设想是：“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10月18日，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高等学校学术管理体系，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在高校学术事务中的作用，教育部官方网站就《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简称《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有专家认为，此次教育部颁发《规程》，是回归学术思路、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信号和举措。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及其伴生的各种危害有目共睹，“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分析，大学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条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他同时提出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
要防改革流于形式
回顾历史，中国有比较有成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实践。
北洋大学堂开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京师大学堂早期模仿日本的制度，1917至1925年的北京大学、1921至1925年的东南大学、1931至1937年的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合大学等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实践的经典案例。
但自1950年后，由于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建立政府包揽办大学的体制后，疏远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事实上成为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
“中国如果不尽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被边缘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最后到达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说。
储朝晖称，大学去行政化的阻力很大，不可能靠一个383方案就能解决，如果大学党委、行政、学术交叉重叠，责权不清，界限不明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代大学制度就无法建立，改革就可能流于形式。
这样的担忧一直都在。
学术委员会常沦为摆设
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一直被视为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举措。
今年9月，教育部网站公布6所部属高校制定的大学章程草案。这意味着去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后，全国上千所高校中，绝大部分高校在制定章程过程中难产，而就公示的6所高校章程，反馈结果也褒贬不一，有专家认为形式意义更大，与“去行政化”相距甚远。
201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布了调整后的学校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除分管副校长之外，此前进入学术委员会的其他两位副校长以及各学院院长、副院长全部退出。而与此相呼应，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在此前后也都陆续改组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尽量淡化校领导在委员会中的比例和权重。
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刚公布的《规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含副教授）和其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人数应为不低于15人的奇数。其中，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3；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