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志”李勇个展

　　话语志——李勇艺术中的话语反思与批判

　　田萌

　　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得胜者的姿态。

　　——李勇

　　“话语”作为一种历史研究与制度批判的方法让人们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在形成之前就已被设定、被规范，启蒙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在此，我们无意对“话语”的理论与知识进行复述，而是通过这个角度来认识李勇的这组以“纪念碑”或“城市雕像”为对象的作品。2005年，他受英国ART-LINKS 计划邀请赴英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艺术创作与交流。在英国期间，他像一个游客一样游历了几个城市。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一个观光客，也是文化与历史的观察者。在这次游历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参观美术馆与博物馆，而是那些竖立在街头的雕像、建筑与墓地纪念碑。在这些事物中，他意识到了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事实”只是话语表述的形式。于是，他回来之后就以城市雕像、墓地纪念碑与建筑为对象创作了这组纸上绘画作品。

　　博物馆、美术馆中的文物与艺术品是一种有意识的话语秩序，她预设了观者的观看程序与心理反应，甚或说，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结构。相比之下，城市雕像、墓地纪念碑与公共建筑的秩序较为凌乱而偶然，但这也更能呈现形象在历史中的存在形态。这也是李勇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些事物的原因。当然，李勇绘画的价值不在于再现了这些事物的形象，而是在于他从个人经验重述与移置了这些形象的含义——重述与移置是基于形态的一种视觉制度，即同一形制的话语特质。在他的作品中，纪念碑、雕像与建筑看似非常具体，但又似是而非。他重述与移置的方法是，去掉纪念碑、雕像与建筑的细节，使其变得更具同一形制的共同特性，同时，再用他对该形象的理解的词语替换掉其原有的文字——文字与形象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重述与移置之后，形象意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艺术不是作为一个封闭的概念被人们接受，而是在一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被认识并产生意义。李勇的这组作品表达了视觉形象在西方历史中是如何被表述的，但这只是他所表达的一个方面，也是显性的一面。那么，他作品中有隐含着什么更重要的信息呢?这些纪念碑、城市雕像与公共建筑一般是为了纪念一个重要的人与重要事件而建，在如今，有些人与事件仍为人们所讨论，但有些则被遗忘。然而，仅仅迷恋于人或事件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历史与现实有更多的认识，而是应注意到，这些形象往往是“被”塑造的，塑造的主体不是雕塑家、建筑师或建筑工人，而是一个隐藏的话语体制。因此，这些形象纪念的也不再是哪个具体的人或事件，而是一个话语生产的方式与话语载体。所以，李勇说：“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得胜者的姿态。”这是李勇的作品的隐语，也较为抽象。而他真正的意图则是，个体在其所处的现实语境中对既成话语制度的反思。他画面上的文字，是他对形象本身的一种理解，也是通过这种形象载体进行话语的再生产——是基于个体自觉与历史的反思的再生产。文字与形象之间不再是对应的提示关系，而是意义更广的诠释。他的所用的词语多是关于与我们今天现实切实相关，又是近代思想与政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People Right”、“Freedom”等，但是并没有给予这种词语与概念更明确的解释，而是提供了一个认识反思的维度。《大多数与少数》通过一座类教堂建筑提示受话语控制的民主的特性。《大概》提示个体权利在话语制度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甚或是一种怀疑。有些语言有比较晦涩，所指模糊但又能给人以启示。《事实上寻求爱的人不会不被所爱之人所寻求》提示的是一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错位，这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也是关于个体权利与话语制度的错位。他的装置作品《你走之后就无处不在》的标题所提示的像是一种认识的悖论，而装置本身的呈现方式则明确了指向了个体语言如何被塑造成公共话语的。

　　如果说，福柯的话语分析为人们揭示出了我们所说的话在说之前就被系统化了的话，那么，当我们对已系统化的语言都不可说时，我们也就会陷入了一种语言危机与存在焦虑。在某种意义上，李勇的作品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生成的。

　　201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