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的复兴之路

 
　　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美术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复兴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在向西方学习了一个世纪，了解了形形色色的西方艺术以后，在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逐步增强的今天，构建包括价值评判体系在内的当代中国美术观，是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中国美术观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是什么？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新世纪里，中国美术应该如何重建“中国美术的主体性”，从而实现中国美术的复兴？在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社、西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美术观·重庆论坛(2010)”上，近百位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美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传统、审美观念，只有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新的突破和复兴才能实现。所以，认识中国美术的特点和价值，发掘中国美术的经验，从而建构“新的中国性”，就是新世纪中国美术家的重要使命。杨晓阳提出了“写意”是中国美术的最高境界，并对近六十年来中国美术西化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应该尽快走出“中国经济的落后，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一认识论的误区。邱正伦认为，自己对于中国美术观的相关思考，起源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失衡。我们应该通过中国美术观的阐述，重新塑造本土中国美术的审美形象特征，重建当代中国美术的主体性。吕品田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美术观”的理解，并表示出对于讨论的不确定性的焦虑。例如中国人曾经热爱的艺术，在我们今天的艺术观念当中已经被排除在外，丧失了应有的价值认同，这是我们应该讨论美术观问题的客观原因。张桐瑀指出，“写意”画的源头是书法，经过赵孟頫的改造，一直绵延至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但在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画很“新”，但是不耐看。其原因之一，就是把书法赶出了绘画。赵权利则认为中国古代的绘画品评观在当代已经失效，所以，有必要超越传统，建立有当代意义的中国美术观。他说，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有思想观念、文化阐释方式各方面的巨大差别。中国美术观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泥古”，而是一种非倒退性的“师古”，为当下美术创作提供资源，这是惟一的一条途径。

　　与西方美术的关系也是与会专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美术观应该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经验，并不意味着照单全收。因为，如果没有选择的自觉，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方向，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最终建立中国当代美术的主体性。王小佳认为，中国现代美术的观念与方法皆出自于西方，而全球化语境的价值轴心也是通过西方话语的方式来定位的。先不说我们现在的、雕塑，包括目前流行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等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即使是我们本土视觉艺术中的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等绘画艺术，如果要加入到现代美术的领域，都必然经过“中国画”的重新命名，才能加入进来。换一种方式说，中国现代美术从西方移植过来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艺术的观念、方法、工具、材质，而且包括艺术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尺度——而最后一点是最致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指出了重建中国美术主体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现代美术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自主性，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中国现代美术置于以欧美视觉艺术为价值主体的远东加工厂的地位。”对此，吴为山也认为，只有建立起普世价值的中国美术观，中国艺术才能以自己的文化立场，进入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之中。陈醉认为，新时期的美术观深受市场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很多价值标准不尽合理，违背了艺术自身的规律。中国美术要努力克服“负面影响”，尊重人性、尊重人，在此基础上体现出中国艺术自身的时代精神，这是一项需要长时间印证、发展和完善的事业。黄宗贤论述了价值观重构的必要性，认为应该重视观念表达与美感力量，避免中国当代艺术重蹈西方现代艺术的覆辙。同时，艺术的地域属性、文化身份等等不应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得到消解。徐涟则指出，今天讨论中国美术观，应该向“当代美术观”过渡，因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再回到艺术实践进行检验，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当代视角看文化传统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王非认为，中国崇尚“气”，西方崇尚“光”，二者是不同的。20世纪以来，这种二分法发生了变异，光气融合成为全球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那么，中国美术的复兴之路应该如何走？如何最终超越古人的藩篱和西方经验的拘囿，如何确立我们自己的选择尺度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具有独特风格、独立精神的中国现代美术观，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特点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最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自信是创造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实现中国美术的复兴，就一定要有自信心。”黄河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极高、极雅艺术品位的民族。我们能够判别何为美何为雅，关键是要有文化自信。”自信不等于排斥别人的经验，所以，我们应该有开放的胸怀和学习的精神。王小佳指出，我们探讨的中国美术，应是一种充满自身优秀传统的开放性的文化概念。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本身注定包含着中国本土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文化面貌；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中国美术应有着非常开放的文化品质。

　　靳尚谊在与《美术观察》杂志栏目主持谷泉的交谈中指出了重建信心和评价标准的必要性。他说，“文革”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化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东西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对西方则是全盘的接受。整个80年代，我们都非常没有自信，在美术创作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构建中国美术观涉及到具体工作就是要搞好理论工作，搞清楚以什么标准来评价艺术。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在邵大箴看来，要实现中国美术的复兴，“信心”、“理想”和“学习传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提出“中国美术观”的出发点很好，意在中国美术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但这种提法值得商讨，概念不清晰，目的不明确，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一个民族的艺术观念也会随着社会进程发生变化，有恒定的延续性，也会具有时代的特点。他说：“当今世界，我们不怕西方某些国家宣扬他们的文化艺术价值观，怕的是我们自己失去理想，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我认为，提倡创造具有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中国现代艺术，提倡大家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研究传统书法、绘画、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的审美观念和表现方法，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复兴中国美术，这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但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美术观的建构与中国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注定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应该选择的立场和态度，无疑应该像鲁迅在上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只有这样，我们时代的中国美术才能走出一条宽广的复兴之路。